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 ​然后掏出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过去，压着嗓子说：“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将来要是天变了，你得站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郭良知是山东潍县的地主，不是那种横霸乡里的恶绅，祖上三代耕读传家，到他手里攒下三百多亩地，还有一座油坊。他待佃户宽厚，每年青黄不接时，都会开仓借粮，从不计较利息；村里的学堂也是他出钱盖的，穷人家的孩子能免费上学。1947年的胶东，局势乱得像一锅粥，国民党还乡团跟着主力部队反扑，到处抓地下党和农会干部，抓到就往死里整。柴房里被捆的地下党叫赵振山，是邻村的农会主席，因为叛徒出卖，被还乡团堵在郭良知家的玉米地里。还乡团头头知道郭良知是当地乡绅，想借他家的柴房临时关押赵振山，等天亮凑够人手，就押去县城领赏。 郭良知打心底里看不惯还乡团的所作所为。前几天，还乡团在邻村抢了一户佃农的粮食，还把反抗的老人活活打死，郭良知出面说情，差点被还乡团的人用枪托砸中脑袋。他也认识赵振山，去年春天，他的小儿子突发急病，半夜里找不到医生，是赵振山冒着被伪军盘查的风险，跑了十几里山路，从邻镇请来了老郎中，才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赵振山从没跟他提过任何要求，只说都是乡里乡亲，互相帮衬是应该的。郭良知心里清楚，赵振山他们干的事，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只是眼下风头不对，才落得这般田地。 那天夜里，郭良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耳朵里全是柴房方向传来的微弱呻吟。他知道，只要天一亮，赵振山就必死无疑。他悄悄爬起来，穿上黑布褂子，别上平日里用来防身的匕首，又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五块袁大头，还有妻子的陪嫁金戒指妻子的陪嫁金戒指。妻子睡得沉，他没敢惊动，只是在心里默默说了句：“委屈你了。” 柴房里漆黑一片，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木栅栏，洒下几缕清辉。赵振山被捆在一根木桩上，嘴被破布堵着，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到处是血痕。听到有人进来，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警惕和愤怒。郭良知没有多余的动作，几步走到他身边，抽出匕首，“噌”的一声就割断了绑在他身上的麻绳。赵振山愣住了，刚要开口说话，就被郭良知一把捂住嘴。 “别出声，”郭良知压着嗓子，把袁大头和金戒指硬塞进赵振山手里，“往北走，三十里地外有个黑风口，那里有你们的人。这些钱够你路上用，戒指能应急。”赵振山攥着温热的钱和戒指，眼眶瞬间红了，他想把东西还回去，却被郭良知按住了手。“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郭良知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坚定，“将来要是天变了，你得站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赵振山用力点了点头，他看着郭良知的脸——国字脸，浓眉毛，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是年轻时赶车摔的。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朝着郭良知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从柴房的后窗翻了出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郭良知站在原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松了一口气。他仔细收拾好现场，把割断的麻绳扔到灶膛里烧了，又用扫帚扫去地上的脚印，直到一切都恢复原样，才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 天亮后，还乡团发现赵振山跑了，顿时炸开了锅。他们把郭良知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他是不是放跑了赵振山。郭良知咬紧牙关，只说自己半夜起来上厕所，根本没靠近过柴房，肯定是看守的人疏忽了。还乡团没有证据，又怕得罪郭良知这样的乡绅——毕竟他们还需要靠当地的士绅维持秩序，最后只能把郭良知打了一顿，罚了他二十石粮食，才悻悻作罢。 郭良知的妻子看着他身上的伤痕，心疼得直掉泪，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郭良知只是摇了摇头，说：“做人要凭良心。赵振山是好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从那以后，郭良知变得更加谨慎，他不再轻易和外人来往，只是默默守着自己的土地和油坊，等待着天变的那一天。 这一天没有让他等太久。1949年春天，潍县解放了，红旗插遍了大街小巷。紧接着，土改工作开始了，村里的佃户们分了土地，个个欢天喜地。有人揭发郭良知是地主，还说他曾经窝藏还乡团关押的“犯人”，应该划为恶霸地主，批斗游街。工作组的人来了，把郭良知叫到村公所，准备核实情况。郭良知的家人急得团团转，妻子更是哭红了眼睛，只有郭良知自己很平静，他说：“我等的人，应该快到了。”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人匆匆走进村公所，正是赵振山。他现在已经是潍县的副县长，听说了郭良知的情况，立刻从县城赶了过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