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的硝烟尚未散尽，严复便在天津《直报》上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的质问：一个泱泱大国，何以败给了一个东瀛小国？ 他给出的答案惊世骇俗：“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这八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明外衣之下。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写下这八个字的时候，心情是悲凉而决绝的，他深知自己的话会刺痛无数中国人，甚至不惜“宁负发狂之名”，也绝不能“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 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病根，就是从上到下都在做假——做假学问、假道德、假功夫，而所有这一切虚伪积攒到最后，便是丧失羞耻之心的无耻。 晚清的中国像一个被蛀空了的巨木，从外面看巍然挺立，内里早已腐烂不堪。 这腐烂的起点，正是无处不在的“作伪”。 严复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科举制度。他以“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句话概括了八股取士的三大弊病，其中“坏心术”尤其要命——它直接摧毁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根基，让整个士大夫阶层“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 八股文不需要对事实的忠诚，只需要对形式的工整；不需要独立的思考，只需要对程朱理学的恭敬背诵。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生最关键的求学阶段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本事，不是求真，而是作假——做出一篇漂亮的八股文章，做出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模样。 1893年浙江乡试，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进士之身，向主考官殷如璋行贿一万两银子，并在信中写好了暗号“宸衷茂育”。 周福清当然知道科举舞弊是大罪，但在他的心里，功名比清白更重要，儿子的前程比朝廷的法度更重要。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痛斥的“作伪”，就是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生存哲学——为了一个“利”字，可以视规则于无物，视诚信于敝屣，而心里竟没有一丝愧怍。 比考场上的作伪更可怕的是国家层面的作伪。 1900年春夏之交，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伪造了一份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的照会，以此刺激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 这份伪造的照会像一捆干柴，被扔进了已经燃烧的慈禧的猜疑之火里。载漪顺势谏言“扶拳灭洋”，慈禧听罢大喜，觉得可以借这些“刀枪不入”的大师兄们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 整个决策过程中，难道真的没有人看出义和团的把戏吗？当然有人看得清清楚楚，但当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就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真话了——因为戳穿谎言要付出代价，而附和谎言则人人有份。 慈禧太后本人后来在逃亡途中对吴永回忆说，当初“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她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几分是推卸责任，早已无从分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朝堂上，没有人愿意说出真相，因为真相会触怒太后、会丢了官位、会得罪权贵。 于是，整个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成了一个巨大的演戏班子——载漪演忠臣，刚毅演能臣，慈禧演英明果断的君主，而台下没有一个人敢拆穿这场荒诞剧。 严复说“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说到底，作伪是一种寄生在“面子”上的恶疾。 中国人太看重表面功夫了——婚丧嫁娶要体面，官场往来要体面，待人接物要体面，至于内里的真实状况如何，没有人愿意深究。这种对表面的极致追求，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漠视和对真实的背弃。八国联军攻打使馆区的时候，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在洋枪面前一排一排地倒下，但他们倒下的姿势依然要保持好看，因为“不好看”会让人笑话。 真相比死更重要吗？ 不，在“面子”的逻辑里，真相从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 这种逻辑最终导向的结果是：如果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丑陋的，那么他就用表演来掩盖；如果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是欠缺的，那么他就用谎言来弥补。于是，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造假系统，每个人都既是这个系统的受害者，也是这个系统的参与者。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不参与造假的代价是被这个社会排斥。 可以肯定，更可悲的是，作伪一旦成了风气，无耻便接踵而至。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沿途百姓看见的不是君主出巡的仪仗，而是一个狼狈不堪的老妇人穿着农妇的衣服、嚼着玉米面窝窝头、坐在破旧的骡车上瑟瑟发抖。 在逃亡的路上，怀来知县吴永跪迎圣驾，当地方官吏献上小米粥的时候，慈禧竟流下了眼泪。这一刻的眼泪，或许是真实的。 但真实又怎样呢？那只不过是一个被自己的谎话和别人的谎话逼到绝路上的女人，在绝境中终于发现——所有的排场、所有的威严、所有的“刀枪不入”和“神功护体”，全都是自欺欺人的泡沫。 真正的无耻，不是慈禧一个人逃了，而是整个官僚系统在国破家亡之际，竟然没有一个人感到真正的羞耻。 庚子议和之后，那个逃跑的太后回到了紫禁城，重新坐上龙椅，一切照旧。 那些在国难中毫无作为的官员们，照样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 耻辱感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结构里，似乎天生就是缺失的一环——因为整个社会从来就没有教过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羞耻，人们只知道什么是“丢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