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作家三毛跑到新疆和76岁的王洛宾同居。然而，王洛宾竟然说：“可以同居，不可以发生关系！”三毛震怒之下，选择飞回台湾，不久后就自杀而亡了…… 1990年4月，台北春雨淅沥的午后，三毛的指尖在一本杂志的照片上停留了许久。 照片里那个在新疆大漠中眯眼拉琴的老人，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她心底积压了十年的荒凉。 那时候的她，刚经历丧夫之痛十年，灵魂像是一座空了一半的城。 她读着王洛宾的生平，两次冤狱、丧妻之痛、三十年大漠孤旅，这些冰冷的词汇像钉子一样扎进她心里。 她觉得，这个远在天边的老人，或许是这世上唯一能读懂她孤独的同类。 于是，她提笔写信，买机票，像一阵裹挟着热情的风，直接吹到了乌鲁木齐。 四月的新疆还很冷，风里带着沙砾的质感。 王洛宾那时已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穿着朴素的中山装，站在家门口迎接这位远客。 两人一聊，竟出奇地合拍。 三毛讲她在撒哈拉的故事，讲她对生死的困惑。 王洛宾则讲他在狱中如何用筷子敲着铁窗打拍子，讲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旋律。 那一刻，两颗同样孤独的灵魂，隔着巨大的年龄鸿沟，产生了某种奇异的共振。 但这共振，终究是错位的。 三毛是烈火，王洛宾是寒冰。 三毛带着满腔热忱，以为找到了归宿，甚至在信里直白地写道：“大老远跑来找你，是老天爷定的。” 她把这次相见当成了命中注定的私奔，辞去了台湾的一切，扛着行李，像个新嫁娘一样住进了王洛宾的家。 然而，现实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八月底，当三毛第二次踏上新疆的土地，满怀期待地走出舱门时，迎接她的除了王洛宾手中那束鲜花，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摄像机镜头。 当地电视台正在为王洛宾拍摄纪录片，编导得知大明星三毛到来，执意要把这场世纪会面拍进素材里。 三毛愣住了！ 她以为这是一场私密的重逢，却不想成了别人镜头下的表演。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煎熬。 摄制组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设计好的剧本，安排好的动作，甚至连三毛穿什么衣服、做什么表情都要听指挥。 最让她难以忍受的一场戏，是导演要求她穿着睡衣，扮演成去给王洛宾送惊喜的小妻子。 她硬着头皮配合着，心里却始终感到煎熬。 再加上连日的奔波和内心的委屈，她病倒了，高烧不退地躺在床上。 王洛宾忙着应付摄制组，只是象征性地叫了医生、请了保姆，并未察觉到枕边人眼底那抹绝望的灰暗。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一个寻常的饭桌上。 那天吃饭，王洛宾习惯性地给三毛盛了半碗饭。 那是北方老人节省的习惯，也是他那个年代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 但在极度敏感的三毛眼里，这半碗饭成了一种羞辱，一种冷暴力。 她猛地推开碗筷，当众爆发，指责他是要饿死自己。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误解和无法沟通的痛苦，像洪水一样决堤。 三毛冲出家门，买了去喀什的机票。 大漠的风沙吹了两天，却没能吹散她心头的阴霾。 理智回归后，她明白了，这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早已没有了承接她那汹涌爱意的力气。 1990年9月7日，两人最后一次告别。 三毛抱着王洛宾，在他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都预感到了，这恐怕是永别。 回到台湾的三毛，把自己关进了病房。 她疯狂地创作电影《滚滚红尘》，把那些求而不得、爱而不能的苦楚，全部倾注在剧本里。 然而，电影虽火，她却颗粒无收。 那一刻，她心里那盏支撑了太久的灯，彻底熄灭了！ 她给王洛宾寄出了最后一封信，编造了自己即将与英国人结婚的谎言，落款是她幼时的乳名平平。 她不想耽误他，也想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 信寄出二十几天后，1991年1月，三毛在医院用肉色丝袜结束了自己四十七岁的生命。 消息传到新疆，王洛宾整个人像尊石化的雕像，一动不动。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出那瓶度数最高的烈酒，一瓶接一瓶地灌。 八瓶酒下肚，酒精中毒，他却依旧停不下来。 悔恨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他终于明白，那个曾经照亮他晚年生活的火焰，是真的熄灭了。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王洛宾为她写了一首名为《等待》的曲子。 1996年，八十二岁的王洛宾病重卧床，手里紧紧攥着三毛的信和那张乐谱。 他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喃喃自语：“卓玛是过往，你是遗憾啊。” 话音落下，呼吸渐止。 他们像两颗短暂交汇的流星，一个太热，一个太冷，可终究没能擦出可以取暖的火光，只留给世间一段苍凉而唏嘘的绝响。 主要信源：（上观——三毛与贾平凹,有关感情的事儿 光明数字报——司马中原:三毛与王洛宾的“二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