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廖承志被捕，在狱中，他看到了同样被捕的陈赓，就对陈赓说：“我有办法救你出去！”谁知说完，他就跑去向敌人投降了！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工作时，因为叛徒出卖名单，被巡捕房直接抓捕。当时一起被抓的还有罗登贤和余文化等人，巡捕房把他们关押起来。 廖承志进去后发现陈赓也已经在里面，两人关押地点相同。陈赓是前几天在租界活动时落网的，情况同样紧急。 廖承志判断内部出了问题，必须把消息传出去，否则更多同志会出事。他决定采取行动，假装愿意配合巡捕房。 廖承志主动表示要交代情况，还说可以带人去抓地下党的接头地点。巡捕房的人看到他这个态度，以为能拿到有用情报，就同意了。 廖承志提出先吃点东西，巡捕房安排了饭食，吃完后就押着他出门。他带着几名巡捕在街上转了几圈，最后停在母亲何香凝的住所门口。 开门的是何香凝，廖承志用广东话快速把被捕的事和叛徒出卖的情况告诉了她。何香凝当场明白过来，表面上应付巡捕房说屋里没人，巡捕房的人不懂方言，以为情报不准，就把廖承志押回监狱。 这次行动把消息成功送了出去。何香凝得到消息后没有耽搁，马上联系宋庆龄。 宋庆龄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她召集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人开会商量对策。大家决定通过同盟的名义聘请上海知名律师吴凯声担任辩护人，同时准备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吴凯声接到委托后，先到监狱会见廖承志和陈赓，了解案情细节，然后组织律师团做好准备。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律师在庭上指出巡捕房拿不出确凿证据，只是靠叛徒单方面指认，属于程序问题。旁听席上有各界人士，舆论很快传开，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法庭审理结束后，当天晚上廖承志就按照法律规定被责付给律师吴凯声带走，实际等于获得释放。巡捕房和租界当局面对多方交涉，没有理由继续扣人。 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也直接找到上海市长吴铁城施压，事情就这么办成了。陈赓的情况稍有不同，他先被转到南京，但宋庆龄继续发表声明，联合各方力量要求依法处理，不准秘密处置。 黄埔军校一些旧关系也从旁帮忙，最终陈赓也通过这些渠道脱离了险境。整个过程前后不到几天，廖承志和陈赓都成功出来，出来后他们没有停下工作，继续按原计划投入地下活动，这件事后来在党内传开，大家都认可这种方式在当时环境下是有效的自救办法。 租界巡捕房那边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但已经来不及追回。国民党方面因为元老后代和舆论因素，也没有再深究下去。 类似情况在那个年代不少，靠的就是多方联动和法律途径来化解风险。从这次事件看，廖承志的做法把被动变成了主动，既保住了自己和陈赓，也让党组织及时知道叛徒的存在，避免更大损失。 宋庆龄和何香凝的介入则体现了当时民主人士在营救政治犯上的实际作用。法庭辩护环节特别关键，律师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让当局不好公开下手。 这次被捕和脱险是1933年上海地下斗争的一个典型例子，靠的是冷静判断和外部支持，而不是硬碰硬。事后廖承志很快离开上海去其他地方继续工作，陈赓也回到部队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