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登上中山陵突然脸色一沉，指着满山的树问江渭清。

那天是1953年2月23日，南京还带着早春的料峭寒意。毛主席站在中山陵的平台上，远处的紫金山松涛阵阵，满眼都是绿色，可他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站在高处往下一望，中山陵这边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南京城那头却灰扑扑的，像个没梳头的小姑娘，稀稀拉拉几棵行道树可怜巴巴地立着。这对比实在太扎眼了。

来拜谒中山陵的路上，就闹过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公安部门本来安排了从西侧小路上去，图个安全。毛主席一听就不同意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祭拜革命先烈，走小路成何体统。我就要走大路。”这句话说得敞亮。陈毅在旁边笑着说：“主席这体统，步子比我们这些后生还稳。”这话说得俏皮，但透着真，毛主席从来不搞什么“特殊待遇”，这种作风，比种多少树都更有分量。

进了祭堂，毛主席献了花圈，花圈上写着“孙中山先生灵佑”“毛泽东敬挽”。默哀之后，他没有马上走，站在《建国大纲》面前看了一遍又一遍。陈毅提醒说还有好几处没看，毛主席嘴上应着“哦哦”，脚底下却纹丝不动，直到一个字不落看完，才进了墓室。

走到孙中山卧像前，毛主席凝视了很久，长长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说。然后他走出祭堂，站在平台上往远处看，脸上的笑容就没了。

这时候，毛主席转头对身后的江渭清开了口：“中山陵的树都是国民党种的吧？我们共产党为何不将整个南京城都绿化起来呢？这件事情要重视起来，由你这个书记直接抓！”

江渭清是什么人？湖南平江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在湘鄂赣边区打过三年游击，老革命了。这人有个特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毛主席在公众场合当面问他，这话分量重，一般人接了会紧张，可江渭清的反应不一样。他认认真真立正站好，说：“请主席放心，明年春天，南京要让树先说话。”

没打官腔，没解释困难，就一句话。毛主席对这个态度显然满意，笑着说：“那好，我们就定一个君子协定吧。”

这棵“树”，还真不是凭空长出来的。中山陵的绿化，最早要追溯到1929年奉安大典前后。当年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陵园周围陆续栽下万余株法国梧桐，寓意“长青护灵”。这些树在1937年南京沦陷时被日军炮火烧毁了不少，80名守陵卫士签下“共存亡”的誓约，其中26人牺牲。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搞了个“还都大典”，号召植树，又从外地购了两万株，打算沿南京主干道补种。可内战一打起来，这事就烂尾了。

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粟裕进城下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保护中山陵”。接管部队与原国民政府卫队合岗，共同守陵。共产党尊重的不是党派标签，而是孙中山本人追求的那份民族振兴的理想。也正是因为这份尊重，中山陵的树木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才有毛主席站在山上看到的“一片绿色海洋”。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这句话看似是说树，实际上说的是共产党人对待老百姓的态度：种树是给老百姓种，不是为了谁的面子好看。江渭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就召集市委城建、园林系统开了会，定下了以法国梧桐为南京主要行道树的方案。1953年春夏两季，光第一批从湖南、云南运来的法国梧桐就有三万余株。战士、工人、学生三路人马齐上阵，在六百多条道路上一口气种了十万余棵行道树。

很多人一提起南京绿化，都说全是毛主席1953年这次中山陵之行“定下来的”。实际上，1949年南京刚解放时，时任市长刘伯承就已经开始抓绿化了。他从贵州、云南调来两万余株梧桐和雪松，优先补植中山陵区和主千道。也就是说，南京的绿化根基，刘伯承打下了第一层底子。毛主席这趟来，是给这件事加了把火、提了速。

再说回江渭清。毛主席当年跟他定下“君子协定”时，大概也知道这个湖南老乡的脾气，不轻易答应，答应了就一定办。后来江渭清主政江苏二十年，干了太多硬事。

江渭清晚年写过一篇文章怀念毛主席，开篇第一句话是:“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不是客套话。他对毛主席有感情，但他从来不是那种只会说“好好好、对对对”的人。恰恰相反，他屡次“顶撞”毛主席，而毛主席没有怪罪他，还在“文革”中亲自指示保护他。这两位老革命之间，是一种奇特的信任关系，你说真话，我听进去，我们各尽本分。

1964年，毛主席再次站在紫金山上，看到山道上梧桐成荫，轻轻笑了一下。陈毅在他身边说了一句：“如今总算成林了。”十年，树成林，人也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共产党人说到做到的那股劲儿，没变。

说到底，种树这件事看起来不大，背后折射出的东西不小。一个执政党上台之后，是只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程，还是踏踏实实把老百姓每天呼吸的空气、走路的环境一点点改善好？毛主席当年那句话，把整个城市绿化起来，本质上就是回答：都要抓，一个也不能少。这棵树，种下去的不仅是一棵棵树苗，更是一种执政党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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