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立夫提出和谈建议，蒋经国听完直言不讳，认为此种想法十分危险！
1975年4月，台北阴雨，医院走廊里灯光昏黄。蒋介石弥留之际，对几位旧部低声交代善后，站在病榻旁的陈立夫默默无语。有人说他眼里闪过复杂的光——既是对往昔权势的回望，也是对未来局面的惶惑。
蒋介石离世后，岛内权力天平迅速向蒋经国倾斜。陈立夫这位曾在南京政府时期呼风唤雨的“党务大总管”，忽然发现自己像一页旧档案，被轻轻翻到角落。他住进阳明山的小楼，自嘲“退而种花”，好友来访，他苦笑：“我这朵老残花，没人稀罕了。”这一幕，预示着他心路转折的起点。
时针往回拨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呼吁停战谈判。陈立夫当夜被召进官邸，听到蒋的嘱托——留住地方实力派，孤立李宗仁。陈点头应下，心里却明白大势已去。几周后，他跟随蒋系人马撤向台湾，带的行李除了一封家书，便是几本《易经》和《论语》。

1950年初，蒋经国回到台北展开重组工作，重用“黄埔系”与青年才俊。陈立夫等老牌党务骨干被排在外圈，职位空有其名。8月4日清晨，他登机去瑞士再转美国。临行前，蒋介石送来两万美元“旅费”。外人以为那是尊崇，陈却对秘书摇头：“这钱是诀别费。”三十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一笔账，语气淡漠。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乡下，陈立夫与妻子租下百亩山地，搭棚养鸡。鸡棚里常年嘈杂，他却乐在其中，凌晨四点起床拣蛋、喂饲料，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访客惊讶这位昔日部长的“沦落”，他却抬头指着天边朝阳：“鸡叫声里，人心比较清净。”闲暇时，他埋首典籍，最后写成《四书道贯》。那是他给自己立的另一本“党章”，只不过此番对象换成了人心与性理。

1969年，陈立夫携妻再度回到台湾定居。蒋经国仍以礼相待，却不再交付要职。被边缘化的老人开始频繁与文化界、宗教界人士往来。他着迷于禅修，亦留意香港报纸上有关大陆改革开放的零星报道。对岸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久，他的态度陡然清晰：如果和平能解决问题，何妨试一试？
1980年初夏的一个午后，陈立夫在台北圆山饭店接受记者追问。他略一沉吟，说出那句后来传遍两岸的话：“和谈不妨试一试。”次日，“中央日报”头版便刊出蒋经国批示：“此等主张极端错误，甚为危险。”不到二百字的通报却释放了清晰信号——任何触及“和谈”的言论都将被列为异端。
消息传来，陈立夫坐在书房，一时沉默。仿佛回到半个世纪前的中央党部，权力的冷锋依旧利刃般锋利。他没有公开辩解，只是对身边老友轻声说了句：“终究还是那股气，压不下去。”话音很轻，却透出几分悲凉。

外界不知的是，陈的坚持源于两段刻骨铭心的合作史——北伐时，国共并肩，使北洋军阀土崩瓦解；抗日战场上，双方同仇敌忾，才保住了国土。在他看来，只要民族利益高于派系私利，就有对话的可能。与其彼此耗损，不如坐下来谈。这样的念头在蒋经国眼里是“动摇军心”的雷区，在陈立夫心中却是可行的老方子。
有意思的是，岛内社会暗流涌动。金融界、学界、宗教界的几位长者私下往来，不时讨论两岸未来。1988年夏天，他们邀请陈立夫担任“荣誉顾问”，组成小型访问团，准备绕道香港与大陆学者交流。预备会议上，一位年轻记者提问：“先生真相信统一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陈淡淡一笑：“我不敢奢望，但人若不做梦，还剩什么？”
此后，他的公开露面愈来愈少，大多时间躲在自宅二楼，批校手稿、抄写《易传》。夜深时分，偶尔抬头看向对岸方向，神情悠远。身边人回忆，老人常喃喃：“国若相忘，书也无味。”一句话听来轻，却道尽了游子心结。

2003年2月，百岁高龄的陈立夫在台北辞世。讣告极简，仅写“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陈立夫于家中安详谢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送行者多为文化界与学术界旧识，昔日政坛风云人物所剩寥寥。挽联上写着：“一生为国，半世为书。”有人叹道，这也算恰如其分。
回望他曲折的一生，最具冲击力的或许并非那些党务传说，而是“和谈”二字带来的震颤。在特定年代，那是一场注定得不到掌声的独白；却也为后来渐次打开的两岸民间交流留下一道微光。历史不会因为一人之愿望而改道，却会把每一次执念悄悄记下。究竟是“极端危险”，还是远见先声？时间不会立刻给出答案，但陈立夫那句“和谈不妨试一试”仍在档案中回响，提醒后人：对话的门，从来不是锁死的，它只取决于钥匙握在谁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