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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竟然与明朝初期朱元璋时期的木美人,高度相似,唐伯虎的观音送子图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竟然与明朝初期朱元璋时期的木美人,高度相似,唐伯虎的观音送子图,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图高度一致,到底谁抄谁?

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具有代表的一个人物,其是几十个学科的创始人,在绘画方面也是一个天才。但是最近明朝初期的一副木美人画像的爆火,让达芬奇的这幅名画陷入了争议。

咱们首先掰扯清楚时间线,这可是判断“谁抄谁”的关键。

明朝洪武年间,也就是朱元璋刚建立大明的1368到1398年,福建莆田有个卖酒的老人,得了道士在门板上画的两幅美人像。

这门板后来被带回广东新会,供奉在天后庙里,还神奇地躲过了一场大火,其他东西烧得精光,就这画像完好无损。

现在这“木美人”藏在新会博物馆,是镇馆之宝。画像长160厘米,两个美人左右相对,穿的是汉式低领襟衣,梳着高髻,可脸蛋却是鹅蛋脸、高鼻梁、深眼窝,典型的欧洲人长相。

更绝的是她们脸上那抹似有若无的微笑,眼角唇边的神态,跟蒙娜丽莎简直像出自同一本教科书。

再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1503年才开始动笔,断断续续画到1519年他去世前才完工。这么一算,木美人至少比蒙娜丽莎早了一百多年,要是说抄,也得是西方抄东方,哪轮得到反过来?

但光看时间线不够,得看画里的门道。木美人是画在木门板上的油画,这在500多年前的中国可太罕见了。

要知道,中国传统绘画以水墨为主,油画可是妥妥的“西洋技法”。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写实风格特别突出,人物的面部立体感、光影处理,都和蒙娜丽莎的创作思路不谋而合。

蒙娜丽莎的厉害之处,在于达芬奇用晕涂法打造的朦胧感,还有那种跨越五百年仍让人猜不透的微笑。

而木美人同样做到了“传神”,眼角眉梢的情绪表达既精确又含蓄,跟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沐浴中的女人》同框展出时,连西方专家都惊叹“异曲同工”。

那问题来了,明朝初期的中国人怎么会掌握,西洋油画技法?这就不能不提当时的东西方交流。

很多人以为明朝是闭关锁国,其实洪武年间之后,郑和下西洋就带着船队走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的永宣青花瓷,70%的造型都能在西亚的金银器、玻璃器里找到原型,甚至还画着阿拉伯书法。贸易往来带过来的,绝不止是商品。

新会博物馆的馆长推测,木美人可能是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也可能是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学生画的。

虽然利玛窦这些著名传教士是后来才来的,但早年间零星的西方商人、传教士进入中国,完全有可能。毕竟那时候的丝绸之路,从来没真正断过。

再说说,唐伯虎的观音送子图,这事儿更有意思。

唐伯虎生活在1470到1524年,正好和达芬奇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画的观音送子图,观音抱着孩童端坐正中,神态温婉慈爱,构图对称稳重。

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图,比如拉斐尔的作品,圣母怀抱着圣子,同样是对称构图,眼神里满是温柔。

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形似之下是本质不同。观音穿的是中国传统服饰,发髻上的装饰、衣袍的褶皱都是中式审美;而圣母必然带着宗教象征,光环、十字架、西方长袍一个都不少。

更关键的是,“母子情深”本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表达。中国早在唐代就有大量观音送子的画像流传,而西方的圣母题材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就存在,只是文艺复兴时期加入了写实手法。两者的相似,更多是情感共鸣带来的创作巧合。

而且写实主义的兴起,本就是东西方艺术的“不约而同”。中国宋代的绘画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写实水平,明朝继承了这份传统。

而欧洲文艺复兴是摆脱中世纪的抽象画风,重新追求对人体、自然的真实描绘。这是两条独立发展的艺术路径,只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都走到了“写实”这个路口。

再回到“谁抄谁”的争议,其实答案没那么复杂。

木美人比蒙娜丽莎早了一百多年,从时间上就排除了中国抄西方的可能。它更像是东西方艺术交流的“活化石”,证明早在达芬奇动笔之前,西洋绘画技法就已经通过某种渠道传到了中国。

而唐伯虎的观音图和西方圣母图,与其说是抄袭,不如说是不同文明对同一情感主题的各自诠释。就像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都是为了吃饭,却没有谁抄谁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木美人后来还去北京参加过“无问西东”专题展览,跟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油画放在一起展出。

两幅跨越重洋、相隔百年的作品同框,没有谁高谁低,更没有谁抄谁的尴尬,只有不同文明碰撞出的精彩。

其实艺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就像永宣青花瓷吸收了伊斯兰文化的元素,西方绘画也可能通过丝绸之路获得过东方灵感。但这种交流更多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非直接的“抄袭”。

当然了一幅画一幅图撞灵感可能是巧合,如果很多东西都在几百年后,撞了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灵感,那还是巧合吗?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