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俘虏交换后，200多名战士终于回到祖国。他们刚刚跨过边境线，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突然命令：连长和指导员立刻送上军事法庭，其他人全部就地转业，回家。
时间回到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局已经彻底明朗，前线作战部队接到了全面撤军回国的命令。这本该是一次昂首挺胸的凯旋。50军150师448团接到的任务，是在大部队撤退时负责断后掩护。
说起448团，这支队伍的构成比较特殊。队伍里充斥着大量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很多基层指挥员也是战前临时提拔上来的，确实缺少那种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实战经验。入越初期，他们主要负责清剿残敌、收缴物资，全团上下其实憋着一股劲，希望能打一场漂亮的正面仗来证明自己。
偏偏在这撤退的骨节眼上，出事了。
按照稳妥的战术规划，大部队撤退走宽阔的安全大路最为妥当。可当时上级随军工作组为了“扩大战果”，顺带再清剿一部分越军，在撤退路线上做了个致命的改动——坚持命令448团走一条敌情不明、地形复杂的山间小路。
这个决定，直接把两百多名年轻人的命运推进了万丈深渊。
3月11日，448团2营作为先遣梯队，在行进到高平以西的朗庄地区时，一头扎进了越军早就布置好的口袋阵。越军非常熟悉当地的喀斯特地貌和茂密丛林，他们化整为零，利用地形把2营死死咬住。
前面被围困，团指挥所急急忙忙派1连和8连前去增援。结果在那种亚热带丛林里，大雾弥漫，不仅有防不胜防的冷枪，还有无处不在的毒虫蚂蟥。救援队伍像没头苍蝇一样撞进了敌人的火力网，部队连最基本的通讯联络都断了，很快被打散。
这里面，就有后来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核心人物——8连指导员冯增敏。
当时的情况极其惨烈。冯增敏身边收拢了包括8连残部、一机连等在内的一百多号人，退守到一个半山腰的溶洞附近。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越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更要命的是，干粮见底，弹药耗尽，通讯设备成了一堆废铁。这群十七八岁的新兵，几天几夜没合眼，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
就在这个最考验军人骨气的时候，队伍里出现了分歧。8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一部分战士，坚持占领制高点死守。在随后与越军的交火中，王立新带领的队伍拼到了最后一刻，除了极个别重伤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而躲在山洞里的冯增敏，看着身边伤痕累累、满眼惊恐的年轻战士，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召集剩下的几个连队干部开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碰头会。最终得出的结论，让所有老红军、老八路听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了保全剩下战士的性命，销毁武器，集体下山投降。
这绝对是人民军队军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一个建制连队，在没有拼尽最后一滴血的情况下，由干部带头打起了白旗。随后，448团陆陆续续有200多人成了越军的俘虏，这个数字占据了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被俘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这无疑是戳在全军脊梁骨上的一把刀。
在越南的战俘营里，这两百多名中国军人熬过了人生中最屈辱、最黑暗的两个月。吃的是发霉的木薯米饭，睡的是阴暗潮湿的地铺，每天还要面对越军没完没了的审讯和心理攻势。越军的档案里记载得很清楚，有些带头投降的干部在战俘营里表现得极其软弱，为了讨好审讯人员，失去了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最起码的底线。
这些事情，国家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当这批人终于被交换回国时，身经百战的许世友将军才会如此雷霆震怒。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军人的字典里就没“投降”这两个字。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抗美援朝的冰雕连，哪一次不是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打不过牺牲了，那是顶天立地的烈士，国家会世世代代供养你的家人；可放下武器向敌人低头，那就是亵渎了军旗，是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
基层干部是部队的主心骨。连长和指导员平时在队前高喊保家卫国，到了枪炮无眼的真战场，自己却带头举白旗。如果这种行为不受到最严厉的军法惩处，以后仗还怎么打？队伍还怎么带？谁还愿意为了国家去抛头颅洒热血？
军法无情。回国后，冯增敏等人因犯投降罪，被军事法庭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而那些跟着下山的普通战士，虽然免去了牢狱之灾，但也背上了永远洗不掉的身份污点，脱下军装，黯然回乡。在那个把集体荣誉看得比命还重的年代，“俘虏”两个字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压得许多人一辈子抬不起头。
时光荏苒，十多年后冯增敏刑满释放。当有人问及当年那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决定时，他沉默良久，只挤出了四个字：“无奈之举”。
可军队，从来就没有任何温情可言。军队的使命是国家安全，维系这架巨大机器运转的，是铁一般的纪律和信仰。如果战场上遇到绝境就能以“无奈”为借口退缩，那防线谁来守？老百姓的安宁谁来护？
1985年，随着百万大裁军的推进，50军的番号被正式撤销，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关于这支部队的功过是非，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