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武汉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加拿大驻华使馆收到一笔特别的捐款，署名是“白求恩与弗朗西斯的后人”。那是一户住在蒙特利尔的普通教师家庭汇来的钱，他们说祖母临终前曾叮嘱，若中国遇到困难，一定要出一份力。
 
几年前，弗朗西斯的孙辈在整理遗物时，从旧木箱里找到一个生锈的铁盒，盒子里整齐地放着几十张汇票存根，汇款方都来自中国红十字会。
 
孩子们还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信，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信中说，他总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需要的人，现在她终于明白，那个人留下的不是钱，而是一种该怎样活的方式。
 
这一切都源于当年抗日战场上一个特别的请求。那时的白求恩在河北唐县的战地医院救治士兵，已经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托人把最后的愿望转交给聂荣臻元帅，请政府在他死后给前妻寄一笔生活费，所有在场的人都诧异，因为他们早在1933年就离婚了。
 
那一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开办免费诊所，拿出全薪补亏空，没日没夜地救人，弗朗西斯是个教师，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最后选择分开。
 
离婚那天，白求恩把诊所和所有存款留给她，什么都没带走，六年后，他在距离那个女人几千里的战场上，临终前还念着她的名字。
 
护士和翻译员记下了他的神志不清时说的话。他提到她做的苹果派、她的大衣、她的眼睛，还提到自己从没好好陪她走过一次路。等信件转到聂荣臻手上，信封上已经沾了血。他看完，折好信，塞进口袋里，只说了一句：“这个外国人，懂情义。”  
 
几个月后，在多伦多教书的弗朗西斯收到中国使馆送来的信。包裹里是一张支票，金额相当于她三年的工资，附言写着：白求恩医生的遗愿。
 
她看着那张支票许久，随后请校方暂停授课，开始借阅中国抗战的资料。几年后，她把这笔钱全捐出来，交给当地的援华基金会，她在信里写道，如果他还在，一定也会这么做。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没有忘记这个请求，他嘱咐有关部门定期给弗朗西斯汇钱。中国方面按期执行，从没公布过。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加籍记者采访聂荣臻，他从抽屉里拿出那页泛黄笔记，上面是白求恩遗言的英文，报道刊出后，弗朗西斯的后人读到，才知道祖母那几十张汇票的来历。
 
后来，北京西山雕像的背面，多出一行不太起眼的字：“致弗朗西斯，他一直记得你。”那是聂荣臻一九八五年托人刻上的。
 
远在蒙特利尔的中学校园里，也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弗朗西斯的笔记：“我教过许多学生，最固执的那一个教会我真正的爱。爱不是占有，而是让彼此更好。”
 
不久前，唐县的村民重新修缮当年的手术室，开工那天来了一位从加拿大赶来的老人，是弗朗西斯的外甥，他带来一张旧照片，是白求恩和前妻在温哥华码头的合影。背后歪歪扭扭写着四个中文字——爸爸爱妈妈。那是白求恩当年托人寄出的，三个月后才收到。
 
照片被她摆在书架上，勋章捐给了纪念馆。她说，那个人属于战场，也属于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现在他们都已去世，那些话也没再说出口，可只要有人在中国医院送花，只要蒙特利尔的碑还在，这段没有结尾的故事就还活着。
 
一个医生在遗愿里托付了前妻，一个女人用一生去理解他的信念，一场跨越大洋的善意就这样延续了下来。爱情、信任、责任、国家，全被连在了一起。也许这才是白求恩真正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