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廖耀湘在功德林见到杜聿明，提了一个重要问题，杜聿明的回答展现了他的高明思考！

一九五六年深秋，北京西北隅的功德林管理所里，新栽的白杨摇着光秃的枝桠。冷风顺着长廊吹进来，铁门发出吱呀声，两位昔日军界风云人物——杜聿明和廖耀湘，就在这座青砖小院再度相逢。
如果把黄埔军校看作一座熔炉，这两位将军便是同炉出钢。一个是西南边陲苦战成名的新六军军长，一个是素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军之魂。战时胜负无数，跺脚山河震，然而此刻他们都成了战犯番号里的编号。

辽沈败局、淮海崩溃后，他们各自的千里奔命没能改写终局。更早些，杜聿明在徐蚌前线下令炸毁桥梁、燃油库，心想即便撤退，也要让解放军寸步难行。被俘那天，他随身揣着手枪，暗自盘算“最坏时宁死不屈”。
管理所对他格外审慎：单间、脚镣、专人看护。相比之下，廖耀湘的生活条件宽松许多，但同样心事重重。两人此前在战场上并肩掩护西撤，如今却隔着铁窗回忆旧日荣光。共同的落差，让他们的目光都带着刺痛。

那天晚饭前，两人在院角不期而遇。廖耀湘压低声音：“老杜，咱们以后怎么活？”粗砺的问号划破寒空气。杜聿明沉默片刻，把手搭在同僚肩头：“活下去，先学会做人，再谈别的。”短短一句，像冷水泼火，廖愣住了。
提问并非一句闲谈。战俘营里最沉重的，不是铁门，而是前途之问。杜这一年已读了厚厚一摞马克思、列宁选集，夜里灯光常亮到拂晓。旁人笑他成了“书呆子”，他只是摇头：过去驰骋沙场靠的是刺刀，现在要靠的是脑子。
书本之外，还有汗水。管理所组织战犯去昌平农场种葡萄，杜第一次拿起锄头，掌心很快磨出血泡。他咬牙坚持，晚上却小声感慨，这趟活比打仗难多了。几月后，果架上挂满紫珠，他才真正懂得“劳动创造世界”并非口号。

学习、劳动、自我检讨交织推进，他的内心像开裂的土层被雨水浸润。1959年国庆前夕，中央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十二月四日，礼堂里回荡起宣读名单的声音——“杜聿明”三个字一出口，白发老兵低头掩面，肩膀轻轻颤动。
自由后，他被安排担任文史资料专员，常在座谈会上向台湾旧部写信劝和。有意思的是，那些昔日的电报密语，如今成了递交乡情的桥梁。“撤一分敌意，多一分亲情”，他时常这样劝说来访的香港记者。影响未必立竿见影，却如暗流润土。

晚年定居北京西直门内的小楼，他每天清晨练字，最爱写的是“厚德载物”四字。身边人问其心境，他摆手：“打过仗，服过罪，如今只求守住晚晴。”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杜聿明病逝，享年七十八岁。花圈遍布灵堂，挽联上写着“起落皆史”。有人说，功德林那场秋日重逢，见证了一条船两位舵手的生死转弯；也有人说，那是新中国处理旧时代遗痕的一次静默实验。无论如何，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耐人深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