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高市早苗开启了其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目前即将到达第1站越南，并且会在这里宣布她的进化版印太战略构想。那么如何看待近代以来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它在日本的外交布局当中，为何占据了愈发重要的地位呢？

首先，日本与越南的频繁交往，还是要从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来看。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深深吸引了正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民族主义者。20世纪初，越南著名革命家潘佩珠发起“东游运动”，号召越南青年赴日本留学，学习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与西方先进知识，寻求摆脱殖民统治。大概有200名越南青年因此东渡日本，接触到现代思想、政治理念和工业文明，潘佩珠本人也多次在日活动，试图从日本寻求支持与启发。这和早期中国第1批的革命运动也非常类似。这一时期的交往虽以思想传播和人才培育为主，但在越南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也为日后双边关系的和解与合作，留下了的文化与情感的种子。

此后，双方的历史羁绊主要存在于二战期间，随着日本不断向东南亚扩展它的生存空间，寻求更多的能源和资源通道，最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当时的越南，直接导致1944至1945年的越南大饥荒，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这成为两国关系中最沉重的历史伤痕。日本投降后，越南于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但随后陷入漫长的抗法、抗美战争。

日本在战后初期，很快进入了冷战框架，因此与南越保持一定联系，而对北越仅仅通过民间渠道维持接触。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国际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日本为展现“超越过去”的和解姿态、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并顺应中、美接近后的外交自主趋势，主动与北越接触。同年9月21日，日本与北越在巴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举动主要由当时日本田中角荣内阁推动，尽管北越曾要求日本提供二战赔偿，但日本最终同意以大规模援助的形式推进建交。这在当时的西方阵营当中还是较为罕见的，也为后来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5年越南统一后，日本迅速成为重要的援助提供者，尽管由于越南出兵柬埔寨等事件一度暂停官方发展援助（ODA），但1992年日本恢复对越援助，成为越南“革新开放”的关键外部支持力量。日本的ODA重点投入基础设施、医院、技术合作等领域，帮助越南打破国际孤立，推动市场经济转型。从技术合作项目到贷款，日本的援助模式为越南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两国确立“可靠、长期稳定伙伴关系”，2006年迈向“面向亚洲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这一时期越南的改革开放与日本战后重建经验的高度契合：日本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越南则提供劳动力、市场和战略位置，双边贸易与投资快速增长，人民交流也逐步增多。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加速升级：2009年日本成为首个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G7国家，2014年提升为“广泛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是越南最大ODA捐助国之一，并在供应链、能源、关键矿产、数字转型等领域深化合作。而随着印太概念和框架的提出，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又开始向安全、军事和战略的角度发展，旨在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因此，这一次高市早苗对越南的访问，既是继承了过去双方在经贸领域的长期合作历史，更是希望在安全保障领域有新的突破，尤其把越南作为进化版印太战略的发布地，体现出日本把越南放在印太机制下的重要位置，尤其是要努力把越南从中国的影响力之下“拉回来”，把它重新拉回到同中方战略对峙的轨道上来。但能否做到这一点，恐怕就取决于越南新执政团队对未来局势的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