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周维强

人老了之后，有时阅读的注意力会不自觉地移到其他的方面——甚至不一定是这本书或这篇文章重点要讲的。

许大龄先生专长明清史。何龄修《许大龄师的为学与为人》称许大龄成名作《清代捐纳制度》“全面研究了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组织和影响，至今没有人再挑战这一课题……”许大龄写出这部成名作，还不满二十五岁。何龄修说自己读过郭沫若、翦伯赞一些学术批评文章，“深感其文风刚烈，火光四射，一种百分之一百二十真理在手的气势……”而“许师《读》……是非分明，使用和风细雨、行云流水的文字”。许大龄这种行文风格，应该也是传承自他的老师柴德赓先生。许大龄1981年9月给柴德赓先生身后出版的《史籍举要》写的序言里就有这样的话：柴先生教你写文章“与人商榷时不要火气太重，或出语伤人”。然而读到何龄修这篇文章所记许大龄晚年情形，真是感受难以名状。1991年，许大龄快七十岁时，有一次何龄修问许师在研究什么，“他叹口气说；‘唉，我还能做什么研究？我驾驭不了一个题目了啦！我只能写写推荐书、鉴定意见了。’”何龄修说自己“听了默然无语，深深悲哀……”

张政烺先生的文史著论也是我所喜欢看看的。张政烺学问渊博，识见高明，众说纷纭的问题，只要张政烺发表意见了，这个“众说”大概也就可以平息了。何龄修《怀念与自责：想起张苑峰师与我的一些事》，写到张政烺先生后来卧病在床，“上世纪末已不能离开医院，从那时起开始不认识我……这曾经是一个天才的头脑，一个储蓄无穷学识和智慧的头脑，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头脑，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竟退化变样至此……”张政烺去世是2005年1月29日，这样算来，他淹留病榻也有六七个年头了。

王毓铨最先做秦汉史、先秦史，1955年后转到明史研究，何龄修《永远的怀念：记王毓铨先生》说“从此时到1960年代初，大约八九年时间”王先生勤学精研就成了“明史大家”。可惜没过几年“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不肖之徒随意上门查抄，许多手稿被作为专案材料调去审查”，未刊文稿被当成废纸丢弃，仅有少量文稿重新回到王毓铨手里，“他把这点劫余文稿略加剪裁，题为《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发表在《文史》第五辑”。劫后重生，王毓铨虽有心再对明史做系统深入研究，但也已有心而无力了，只写出了一些提纲和几篇短文，“未能实现为精密的科学论著”。何龄修回忆1980年代后半期曾劝王毓铨先生恢复那几篇被丢失的研究明代勋贵地主、缙绅地主的文稿，“他淡淡地说：‘恢复不了啦。精力不济了！就这样吧！”1989年，王毓铨“在家中跌倒，摔断尾骨，愈合后体质迅速衰弱，江河日下，几年过去，终于卧床不起，丧失生活自理能力……”2002年春节，何龄修与同事去给王毓铨先生拜年，“谈话中，他忽然对着我们大哭……”当年10月23日辞世。

何龄修《五库斋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里写到的文史大家晚年，自然不止上举三位，只是这三位的遭遇更令我感到凄恻。这些细节、情节让我不自觉做了更多的留意，而最先起的一个念头，居然是：健康是福。人老了，难免不能免俗而生出这样的慨意。

张政烺也是启功先生的老友。语言学家董琨收在《缅怀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里的《回忆与张政烺先生的一次出行》一文，写到2004年3月有一次到北师大拜访启功先生，启先生问起张政烺先生，说：“张政烺比我大四个月。听说得了脑软化……”接着启先生又说：“……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董琨接着启先生的话说道：“……老人家最要紧是脑子好，脑子坏了，生命就失去意义了。”我想再接上一句，要健康，要能行动自如，不然，生命就失去质量了。

何龄修书里也有写到长寿而能有高质量生命晚年的，比如杨向奎先生九十高寿，1976年以后的这二十五个年头里，能够清朗地生活和工作，写专著，办杂志……2000年7月23日九十高龄急性心肌梗死“匆匆辞世”——何龄修文章里虽然用了“匆匆辞世”，但紧接写道：“……他走时无疑是安详、坦然的。”杨先生真是好福气。

2026年4月28日，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