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没想到，114国拒绝签字，北京颁布阻断禁令，新的争端爆发5月5日，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发表声明，驳斥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日前公开质疑华为技术安全性的言论。卡布雷拉的主要依据是中国未签署《布达佩斯公约》，并据此建议巴拿马采用美日韩设备。中方回应给出三个事实：该公约签约国仅81个，全球114个国家未签；美方从未提供中国网络攻击的技术证据；有充分记录显示美国自身是全球最大网络攻击来源。这起摩擦在外交层面属于常规程度。但如果把此事件与日前中国商务部首次启用的阻断禁令并列，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交锋正在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展开。一个是舆论，美国试图通过大使级官员的公开表态影响东道国舆论。另一个是制度，中国通过国内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对美国单边制裁的域外效果进行阻断。两个领域的运作不同，其影响差异也在扩大。卡布雷拉选择《布达佩斯公约》作为攻击工具，有其特殊意图。该公约由欧洲委员会主导，2004年生效，是目前国际法层面唯一专门针对网络犯罪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文件。美国2006年批准后，一直将其作为输出自身网络安全标准的工具。在拉美，包括巴拿马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加入。卡布雷拉的论证是：中国游离于这一公约之外，意味着其技术标准不透明，因此华为不可信。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布达佩斯公约》从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5个国家中仅81个签约，覆盖率不足42%。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俄罗斯、英国均未加入。一个以欧洲和北美为主要成员、覆盖不到全球一半国家的条约，不具备充当全球性合规标准的法理资格。将未签约等同于不安全，在前提上就不成立。此外，网络安全能力的评估依赖的是技术证据。自2019年美国启动对华为的全球限制以来，美方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出示过华为设备存在安全漏洞或后门的技术证据。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大量公开记录可供查证。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广泛渗透。此后维基解密等渠道进一步披露了该机构对多国领导人的监控细节。2021年丹麦媒体事件再次证实美国利用与盟友的情报合作实施监听。一个拥有如此记录的国家，以安全为由质疑他国设备供应商，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公信力折损。但美国舆论操作的收效受限于受众的利益情况。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公司对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的租赁合同违宪，港口运营权随后转移至欧洲运营商。这一裁决由巴拿马政府自身推动。此后，中资在巴拿马的投资节奏明显调整，运河第四大桥等项目暂缓。巴拿马因此面临合同毁约的赔偿压力以及中国间接投资减少的具体成本。在此背景下，巴拿马政府对美方立场保持了距离，总统穆利诺多次公开表态不愿与中国产生冲突。卡布雷拉的讲话在巴拿马本地获得的响应相当有限。这个案例表明，舆论话术的生效需要受众的利益取向与之匹配。如果存在明显的利益抵消，话术的效果会快速减弱。与美国舆论操作的有限效果相比，5月2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的阻断令代表了通过国内法律制度直接否定外国制裁措施的域内作用。当日，商务部依据2021年施行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针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5家中国企业列入SDN清单的行为，发出阻断令。禁令的主要要求是：中国境内任何实体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的上述制裁措施。这是该制度自2021年公布以来首次投入个案适用。阻断制度的原理可以概括为：在国内法层面划定界线，外国制裁措施未经本国认可不得在本国领土内产生法律效力。被列入SDN清单的企业，其在美国的资产可能被冻结，与美元清算体系的联系被切断，但这些后果在中国的法律系统中不被承认。中国境内的银行、贸易伙伴不得以美国制裁为由拒绝与该企业交易。这套机制要生效，必须满足被制裁企业存在一条不经过美元清算体系的业务通道。否则，企业将陷入两难，遵守中国法律则面临美元结算中断，遵守美国制裁则违反国内禁令。这正是阻断制度在立法后长期备而未用的主要原因。从2021年到2026年，中国的两个配套条件正在成熟。第一个条件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覆盖能力达到可操作规模。该系统于2015年上线，此后经过多次迭代。今年2月，央行发布的修订后业务规则施行，降低了境外机构接入门槛，支持混合结算模式。系统的处理能力和覆盖范围已经能支撑相当规模的跨境人民币交易，为绕开SWIFT提供了技术可行性。第二个条件是能源贸易领域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化。伊朗原油采购链中的山东地炼企业大量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这种做法的普遍化，显著提高了美国财政部追踪资金流向的技术难度。对于被列入SDN清单的炼化企业来说，只要采购和销售的结算能够绕开美元体系，SDN清单的打击效果就被大幅压缩。上述被美国制裁的5家中国企业之一恒力石化在被列入SDN清单后发布的公告提到：该公司在美国没有子公司、分支机构、业务和资产。这意味着制裁对其直接影响有限。中国商务部选择在这个时机启用阻断令，正是因为制裁对象在美国的关联较小、人民币替代结算已经验证过，发布禁令可以作为一次可控的制度实战检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盟1996年阻断条例的执行困境。欧盟当年为反制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的域外适用，制定了阻断条例，但其法律在执行中长期空转。主要原因在于：欧盟企业高度依赖美元清算体系，面对美国的次级制裁威胁，没有可行的替代支付通道，最终只能选择遵守美国规则。中国目前的方向正是补上欧盟当年缺失的那个环节，不是只立一部法律，还同时建设可替代的金融基础设施。通过对比中国的阻断令与美国的涉华为舆论操作，双方差异就出来了。美国舆论操作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大使的一次媒体访谈即可完成一轮信息投放。但其作用高度依赖受众的接受意愿，而接受意愿又受制于受众自身的利益情况。拉美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基础设施融资和投资时，美国大使关于网络安全风险的警示很难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巴拿马港口合同风波已经提供了案例：即便在中资被挤出的情况下，当事国并未因此获得华盛顿的回报，反而承担了合同违约和投资减少的成本。这个先例会对其他拉美国家的决策产生反向影响。中国制度工具的运作完全不同。阻断令的有效性不取决于第三方的立场选择。它只要求两件事：国内法律的执行能力，以及替代性金融通道的覆盖面和承载能力。这两项建设一旦完成，美国的单边制裁在中国域内的作用就会被系统性切断。美国制裁工具的主要机制，通过切断美元清算通道来施加压力在这一情况下出现了漏洞：如果被制裁方存在绕过美元的业务结算，切断通道本身就不再构成有效威胁。这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以来对华制裁的频率和覆盖面持续上升，但其效果却在减弱。美国每一次新的制裁施加，都为中国的阻断机制提供了新的实战测试机会。而每一次测试，又会进一步完善替代性结算通道的建设，提高人民币结算的使用频率，加固阻断令的法律施行。这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进程。再说巴拿马。卡布雷拉大使的发言，其目标受众不仅包括巴拿马政府和公众，也包含华盛顿决策层，用外交层面的表态展示对华强硬正在执行。但华为在拉美的商业合同继续履行、被制裁的中企通过人民币结算维持正常采购时，美国口头表态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落差会持续存在。美国大使可以继续在媒体上陈述观点，但决定事态走向的关键已经转移到了法律和金融通道的建设进度上。作品声明：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