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悍将授衔过低，罗荣桓诚恳道歉并提议晋升军衔，结果他却坚持拒绝升衔！
1955年9月27日，第一批将官授衔前夜，位于北京西山的军委办公楼灯火通明。档案处工作人员在最后核对名单时，突然停笔：“谭友林，少将？”一旁的参谋忍不住嘀咕，“他可是在云山打掉美军第一骑兵师的人啊。”这句小声的惊叹，很快传进了罗荣桓的耳中，也拉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军衔风波。
翻检档案，谭友林的履历里闪着几道难以忽视的亮光。14岁离开湖北江陵老家，他在洪湖苏区背着步枪就上了战场。苏区肃反风声鹤唳，他被错列“改组派”名单，危急时刻，贺龙一句“孩子是我的兵，先把他留下”，把他从枪口下拽了回来。长征途中左臂中弹，他咬牙拖着血衣翻山越岭，两千多里路走到西安才把弹头取出。勉强抬得起手时，他第一句话竟是：“右臂还能拉枪机，够用了。”当年他才19岁。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在华中需要一位敢打敢拼、又能“摆龙门阵”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旅长谭友林临危受命。萧县那场宴会至今仍是老游击队员们的谈资。张振福自称“抗日义勇军”，暗地却替日伪敲竹杠。谭友林摆下酒席，笑呵呵递上请柬。开席前，他让张部“照规矩交枪”，不料对方误会被下套，哗啦啦枪栓齐上弦。屋外早埋伏好的两个排应声而入，枪响不过半小时，偌大一支汉奸队成了俘虏。事后老人们常说，这一仗不仅清了祸害，更换来全县百姓的信任。
1945年冬，东北局势扑朔迷离。彼时的松江军区哈北司令员谭友林面对的不是正规军，而是遍地匪患。为了把地方部队拉进正规化，他干脆“先剿后编”，一夜端掉四处匪巢，转天抽掉首领充作乡长、区长，让地方武装变民兵，地方政权因此稳了根。三个月后，他调入独立2师任政委，转战龙江、嫩江之间；到解放战争末期，145师、39军副军长的职务接踵而来，但他的行李始终是一床粗毯、一只砚台、一杆老枪。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云山雾气未散，39军正面迎来的就是久负盛名的美军第一骑兵师。这支王牌打惯了机械化突击，自信满满，而志愿军却缺炮火、缺空军。谭友林指着地图向团长们交代：“咱们不跟他们拼火力，夜里摸上去，堵死三条退路，一公里的黄草岭，能冲就冲，冲不动就贴着打。”11月2日拂晓枪声大作，美军三小时后全线溃退，云山城头插上了“39军特务营”的红旗。这是美军在朝鲜战场第一次吃到如此败仗，西方通讯社用“震惊”形容。同日傍晚，彭德怀赶到前沿，只说了一句：“这一仗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
战功簿越摞越厚，可1955年的衔级评定会却给谭友林写上“少将”。相关标准大致有三条：兵龄、职务、资历。彼时他正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按职务本应对应上将或中将。仲裁组反复推敲，仍给出“少将”。原因不外乎编制压缩、名额有限，以及对部队整编后层级的再平衡。

名单一经公布，不少老战友按捺不住。王震、萧克几人找到罗荣桓：“老谭少说也是中将。”罗荣桓沉吟片刻，亲自写了纸条约谭友林：“今晚来一趟，我们谈谈。”夜深人静，罗荣桓打开话匣：“友林，这回排位有缺漏，是组织的责任，愿意给你补正。”谭友林轻轻放下茶杯：“大伙儿都在看咱们，当年牺牲那么多弟兄，他们要是活着，能领这一颗星吗？给我这份定案，就别改了。”罗荣桓叹口气，只得作罢。

此后几十年，谭友林的肩章再没动过。1988年，他获颁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朝鲜政府为他在云山的卓著战功授予一级国旗勋章。老兵们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军功是全体指战员的，星星多一颗少一颗算什么？”2006年冬，他在乌鲁木齐安静离世，留下厚厚三只皮箱的作战笔记与勋表，却没给自己添过一枚新星。
有人统计，解放军第一批少将中，来自四野的比例并不高，可真正把四野精神写进枪膛里的，却正是这些自认“星星够亮”的人。他们用一颗颗被擦亮的子弹，替后来者铺出一条路，而后把更耀眼的光芒让给那些继续战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