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38名子女全部送往海外，临终前嘱咐不得为中国效力，其中一女却因作恶多端而身败名裂
1912年春天，旅顺的码头上仍停着几艘日式炮舰，海雾卷过甲板。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披着旧军大氅站在栈桥尽头，他手中握着38张各国学校的入学证明——那是他为自己全部子女安排好的去路。转身之前，他对随侍低声吩咐：“记住，让他们谁也别回国插手事务。”语气像在发布最后一道军令。
这份决绝不是一夜之间形成。倒退十几年，善耆曾是北京城里难得肯动脑筋的铁帽子王。当时他主管崇文门关税，接连撤了七八名肥得流油的承包商，引来无数讥讽。“王爷，您要小心点，拔人家油水，他们可不答应。”管账的暗示过他，他只回了四个字：“国库要紧。”北京的商号因此获得喘息，王府井的铺面第一次按照固定租金公开招标，买卖人暗地里感激这位“硬茬王爷”。

然而，刀子砍在利益上，反弹也随之而来。1901年底，他被夺去关税监督职务，理由是“得罪同僚，扰乱章程”。此后，慈禧把他调往工部，又让他做民政部首任尚书，既像奖赏，也像牵制。更要命的是那一年他在东交民巷见识到列强的舰炮和电报，深受震动。自此，善耆认定，若想保存家族，必须靠外部力量——他把目光投向日本。
此时的东京，正张开怀抱迎接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善耆在那儿有个多年老友川岛浪速，此人既是浪人亦是情报头目，擅长利用异族后裔。两人几番畅饮后，浪速说：“把孩子交给我，日本能给他们未来。”善耆沉默了整晚，第二天早上给大内侍卫写信，吩咐悄悄为子女办护照。那一年，他的第十四个女儿显玗只有六岁，被抱上前往长崎的邮船。临别前，小姑娘拉着父亲衣袖不放，他低声道：“去吧，凡事听浪速伯父的话，以后别回头。”船笛响起，童声哭腔淹没在海风里。
善耆把赌注押在日本人身上，同时悄悄筹组“勤王军”，预备在东北翻盘。1912年6月，几百名旗丁被召至旅顺，卷入他绘声绘色的“中兴计划”。枪械已经用日元订好，却在大连码头被奉系军阀截走。多年后有人问当年的运输商，答曰：“不知道是谁的货，只知价高。”善耆第一次复辟梦，由此破碎。

1915年，袁世凯自封皇帝，善耆以为天赐良机，急电日本老友，盼再次得械援军。谁料东京的回复冷冰冰：大势未明，不便插手。袁世凯几个月后溘然长逝，满蒙骑兵四散而逃。善耆明白，龙椅已成传说，老贵族只能自寻退路。1916年冬，他卧病旅顺，弥留之际重复同一句话：“族中后嗣，不得为中国出力。”随侍不敢多言，只见他攥着那叠学籍证明，终于咽气。
善耆的预言对绝大多数子女都灵验。他们有人在巴黎开画廊，有人在横滨经营茶庄，偶尔寄来几行洋文问安，却未尝返国。然而，一条分岔路改变了家族的轨迹。被改名为“川岛芳子”的显玗，在日本受过军校式教育，长裤短发，举止间全无闺秀影子。1927年，她身着男装，骑着摩托闯进天津意大利租界，一句“我回来了”，震得老仆满脸泪。“公主，王府已经没了。”老仆只说了这一句，二人相对唏嘘。

从那以后，芳子成为东北舞台上的异样身影。她与关东军高层周旋，参与撮合皇姑屯的炸点，甚至在“安国军”制服外披上日本军装，高呼“大东亚共荣”。张作霖被炸死那晚，她在沈阳城南的桌上留一行硬笔字：“棋已落子，静观胜负。”若说她是刽子手的引路人，也不为过。
九一八后，伪满洲国扶植溥仪登位，芳子被授中将衔，却愈发像舞台演员——唱词换来换去，总缺少灵魂。她曾在长春军官礼堂对日本顾问吐苦水：“我到底算谁的女儿？”对方呵呵一笑：“算天皇的工具。”她愣住，旋即举杯，作罢。

1945年日本战败，她弃车从沈阳南逃，易装潜入北平；1948年被捕，押赴刑场。行刑前，法警问遗言。她只说：“父王有命，不许我为中国效命，那我就替自己收场吧。”子弹穿胸而过，枪声回荡在积水潭的初冬冷雾中。
至此，这支昔日风光的肃亲王府血脉，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尾声：38个孩子，散落四海，大都消失在异国的街巷名册里。老北京的王府井如今人流如织，却无人记得当年那个熬夜点灯清理账册的铁帽子王，更无人在他的坟前添上一炷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