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郭沫若主张书籍横排，陈寅恪闻后愤怒，竟在遗嘱中特别声明此事！
1955年1月1日凌晨，北京崇文门外的一间铅排车间里蒸汽弥漫。工头拿着一张样报，兴奋地对学徒说：“看清楚，今天的《光明日报》要横着排！”学徒愣了一下，随即把整盒铅字旋转九十度，那一刻，几个世纪的竖排惯性突然被打断。
这一夜的决定并非仓促。早在1950年夏天的政协会议上，陈嘉庚就提交提案，建议全国书报改用横排。理由简单——横排更适合现代印刷机械，也方便左至右的视觉扫描。但提案递上去后，反响寥寥，因为更多人对竖排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依赖。
真正把横排推上前台的人是郭沫若。1946年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西文书籍的装订速度和售价，暗暗觉得：“如果汉字照旧竖排，工业化永远只能慢半拍。”回国后，他四处游说排版改革，屡次在会议上展示对照实验数据——平均阅读速度横排能提升将近三分之一。数字冰冷，却直击想普及教育的人们的要害。

为了说服更多怀疑者，教育部与北京大学联合做了一次200人对照阅读：相同篇幅、相同字体，一组横排，一组竖排，用秒表计时，并在末尾随机抽取十个理解题。结果显示横排组不但读得更快，正确率也略高。数据摆上桌时，许多人点头，但点头并不意味着立刻行动。排字工必须重新训练、印刷机要换滚筒、旧藏版要拆线重订，这些都不是纸面数字能解决的麻烦。
对竖排最决绝的守护者当属陈寅恪。那年他54岁，眼疾已重，却仍坚持用毛笔抄写讲稿。他常说：“文字布局，不止是阅读习惯，更是古典精神的脊梁。”他在清华园的书房里对学生叮嘱：“文章可新，格局须旧。竖排如庙门，一旦改向，神位亦摇。”学生问：“先生，若全国皆横排，您怎么办？”陈寅恪沉默片刻，只答了四个字：“立纸为碑。”第二年，他在病榻上写下遗嘱，要求自己全部著作不得横排，不得简体，只能用繁体竖排刊印。

很多人以为那是一时激愤，其实有更深的家学因素。陈家三代皆以诗礼传家，父亲陈三立在辛亥之后仍以小楷写抗战檄文，笔笔工整。陈寅恪自幼在这样的文字氛围中长大，他把“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款看作与《诗经》《史记》同等重要的文化符号。对他来说，改排版类似拆庙改向，并非单纯技术活。
1955年《光明日报》横排试行后，一些出版社跟进，但并未全面铺开。此时汉字简化的讨论又起。1964年，《汉字简化总表》公布前，章士钊赴广州探望重病中的陈寅恪，想听听他对简化字的意见。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的低声交谈：“简化能救文盲么？”章士钊问。陈寅恪沙哑回应：“可救写字手，却可能伤读书眼。”这一句后来被章士钊带到北京，但政策仍按原计划推进。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安徽某县小学试行横排教材却遭到老师抵触，一位老先生当众拍桌：“孩子写字应当先正笔顺，再谈速度！”但同样的教材发到广东沿海，学生很快接受。地域、年龄、教育背景，决定了对排版的态度出现裂缝，这种裂缝正是文化变迁的真实样貌。
1978年以后，横排简体一统报刊天下，竖排成为古籍的专属领地。人们以为争论就此尘埃，却在2020年又被翻出。那年春天，译林出版社推出横排简体《陈寅恪全集》，理由是著作权进入公版，任何出版社都可自行排印。陈氏后人提起诉讼，核心依据正是遗嘱。法庭上，一位编辑坦言：“横排能让更多年轻人读到先生的书。”陈家代表反驳：“阅读门槛低，不代表可以剥夺文本的传统形态。”
法院最终驳回了后人要求，认为横排并不侵犯任何人格权。判决书虽薄，却让学界再次围绕“格式与精神”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拿出电子阅读器，展示一张屏幕能随意切排方向；有人则掏出影印线装本，指着线装本的书脊说：“这里安放的是历史的肌理。”

技术确实改变了汉字命运。横排让排版融入世界标准，简体字提高了普及率，大规模印刷压低了成本。但技术让步之处，仍有传统守望。上海嘉定一个私人刻书作坊，至今沿用竖排雕版，客户多是研究者和收藏家，订单不多，却从不缺少。作坊主人笑称：“横也好竖也好，咱们的字还在纸上呼吸，这是最要紧的。”
回望那张1955年的样报，横排在第一日就写上了“试行”二字。它预料到了阻力，也留好了余地。六十多年过去，横排已成为日常，竖排却依旧活在古籍、碑刻和部分学者的坚守中。改变与坚守并非水火不容，它们像两条并行的轨道，同样运送着汉字这列列车，只是目的地不同，速度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