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主动递交离婚报告，表示要与彭德怀分开，周总理则表示离婚与否由他们自己决定！
1962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长安街刚被薄雪覆盖，一份注明“个人申请”的文件被送往市委机要室。文件写得不算工整，却带着显眼的红字——“离婚”。落款人：浦安修。
那年她44岁，北师大的教研工作尚未完全停顿，外界却只认得她“彭德怀夫人”的身份。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使这层身份变得沉重而尴尬。她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单人宿舍里，来来回回读报告十几遍，仍嫌措辞不够决绝。
事情若追溯回去，还得提到1938年10月10日。这一天太行山凉风猎猎，战斗间隙里，陈赓领着一位身材消瘦的女教师走进临时司令部。不到半小时，彭德怀与浦安修点头、握手、登记，婚姻便在枪火声里尘埃落定。那时的彭德怀40岁，已在红军里摸爬滚打近15年，身上只有一件呢子大衣；浦安修20岁出头，北平长大，性格爽利，却不会做饭。对两人来说，携手似是顺理成章：他需要一个可信赖的伴侣，她渴望把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落到实处。

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太行山区大扫荡。浦安修失联三昼夜，彭德怀急得要命，却只能派人分头穿插搜索。第四天拂晓，浦安修回到指挥部，衣服被荆棘划出十几道口子，第一句话却是：“我没丢书。”彭德怀那晚没说什么，只是添了半勺炒面塞给她。那份朴素的默契，一度让许多战友都以为这对夫妻会相扶到老。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他们的日子仍算平稳。浦安修在北师大教德育，住校宿舍；彭德怀在挂甲屯忙军改，回家时习惯翻看《大卫科波菲尔》原稿，念一句英语，再把书递给妻子。左太北被送来寄养，家里常常是书声与孩童笑声交替。
转折出现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尚未结束，外间风向已急剧变化。批判之声扩散时，浦安修在北京接到通知，要她“表态清楚”。她在纸上写下几行字，又撕毁，反复三次。深夜，她终于给丈夫寄出一封措辞生硬的信：“形势复杂，望自重。”信件辗转送到挂甲屯，彭德怀只扫一眼，随手揉成团扔进火盆。

有人回忆，那之后的几天里，两人通过电话短暂交谈过一次。“你得想想办法。”浦安修压低声音。电话另一端传来沙哑的回答：“不做违心事。”随后“啪”地挂断，线路里只剩忙音。那是他们婚姻关系第一次，也是最痛的一次裂痕。
1962年初春，浦安修递交离婚报告，北京市委经手后转到中南海。周恩来批示寥寥：“离不离婚，个人决定，组织不干涉。”杨尚昆在旁边划了一个圈，邓小平看完材料放回文件袋。据说当天会议只花十分钟便结束，没人提附加意见。对于身居高位的丈夫，这份“自由”显得格外冷峻——家庭矛盾彻底变成私人问题，但私人生活已被政治剥开无可遁形。
离婚手续终究没办下来。理由并不复杂：双方先要亲自到场，当时彭德怀被集中学习，行动受限；浦安修也不愿再奔走。就这样，纸面夫妻状态被无限期搁置。她搬回北师大单身宿舍，用讲义和旧书把狭小空间塞得满满当当，偶尔听到外面有人议论“元帅夫人”，便下意识拉上窗帘。

进入文化大革命，形势更严苛。浦安修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但因工作单位基层领导出面担保，勉强维持教研室编制。她常戴一副深色墨镜，有人打趣地说像旧上海明星，她没回应，只把书抱得更紧。有一次红卫兵冲进办公室要求她写交代，她写了整整八页，除了个人经历外，再无半句与彭德怀相关的信息。
1973年4月，彭德怀确诊直肠癌。301医院多次通知家属探视，浦安修却止步于病房外的长廊，扶着墙面踌躇良久。据护士回忆，她轻声自语：“进去能做什么？他怪我也不怪我？”最终，她转身离开。那年年底，病情恶化，彭德怀仍未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1978年冬，三中全会作出为彭德怀恢复名誉的决定。追悼会前夕，彭家部分亲属因早年离婚风波，坚持不给浦安修安排前排席位。黄克诚闻讯，赶到灵堂劝道：“小事别再纠缠，老彭地下有知，也望你们放手。”几句劝说后，座次调整妥当。追悼会上，浦安修身着素灰长呢大衣，低头默站近一个小时才离去。
此后多年，她依旧栖身北师大宿舍，拒绝调宽敞住房，也拒领任何“元帅遗孀”的补贴。有人去采访，她摆摆手：“师范学生更需要经费。”晚年，浦安修整理出彭德怀早期手稿，亲笔写序交给中央档案部门。序言里只有一句感触：“字里行间，有时代的风声。”
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心脏病突发离世。遗物中除了一摞讲义，就是那封1962年的离婚报告。文件边缘已泛黄，却依旧未盖法院公章。它见证了一段婚姻从火线结合到风霜飘散，也映照出政治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帆未扬尽，潮已退去，留下的只是纸页上淡褪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