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女干部惨遭土匪毒手，罗荣桓怒不可遏，亲自调兵遣将，出动两个团剿灭匪徒巢穴！
1941年11月15日的拂晓，泰沂山区一带弥漫着潮湿的雾气，几位妇女在野地里匆匆掩埋军粮，生怕被日伪搜山队发现。她们为首的年轻人叫陈秀英，衣襟已被晨露打湿，却依旧压低嗓门叮嘱众人：“动作轻点，粮袋埋浅了，雨一冲就露出来。”一句话，说得大伙儿点头如捣蒜。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把这个面庞稚气的女孩与“宁阳最敢拼的妇救会长”联系起来。陈秀英生于1919年，家境清寒，父亲早逝，母亲拉扯几个孩子度日。日军铁蹄踏进鲁中后，她在村学堂发小册子、缝军鞋、组织纺线队，靠一口擂鼓般的嗓音把满庄的婶姨大娘都喊到一起。1940年冬，她在泰宁县城宣誓入党，当时的介绍人感叹：“这丫头火一样，能点着一片麦田。”事实证明，这话不虚。

妇救会遍地开花，给八路军缝补衣被，送情报，也给日伪找麻烦。可敌后环境瞬息万变，最难提防的不是亮刀的鬼子，而是心怀二意的熟人。县里年轻干事王善保原本跟陈秀英一起秘密办夜校，谁能料到，他在伪军重金诱惑下心生异念。一次分发传单后，他悄悄对陈秀英说：“要不歇歇吧？他们说只要你露个面，什么都好谈。”陈秀英冷冷一笑：“卖国求生？我可不认这条道。”
11月下旬，敌人对费北县连环清剿。党组织命陈秀英暂时回乡隐蔽。夜深人静，她刚合上门闩，院墙外却响起杂乱脚步。带头的正是绰号“刘黑七”的刘桂棠——土匪出身，投靠日军后被封为自卫团上校团长。王善保低头站在一旁，不敢直视。陈秀英迎面而立，毫无惧色。刘桂棠狞笑着扬声：“当我的太太，从此锦衣玉食。”她回敬一句：“好日子留给胜利那天！”这句话像利刃，划破了劫匪的吆喝。

接下来的数日，酷刑与威逼轮番上阵。营房窗外偶尔飘来妇女们的哭喊声，却赶不走那股血腥味。孙安祥自诩团总，一次次端着茶水走近：“只要签字，立刻放人。”陈秀英的回答永远简单：“不可能。”据押送士兵回忆，她最后一次被推到院中时，仍高声呼号：“妇女也能扛枪，汉奸必有报！”子弹压过喉间呼啸而过，她倒下时年仅23岁。
消息传到山东军区司令部，罗荣桓的眉头骤然紧锁。参谋提醒：“敌伪正筑碉堡，若贸然进剿……”罗荣桓挥手打断：“拖一天，就多一分祸害。”两天后，军区决定抽调教导一旅和某独立团，夜行百里，奔袭刘黑七老巢。出发前，罗荣桓只留下一句话：“要让百姓知道，党不会让烈士的血白流。”简短，却掷地有声。

战斗打响在凌晨，山风夹着枪火呼啸。爆破组拔掉碉楼暗哨，主力迂回切断退路。土匪自恃地形熟悉，企图腹背夹击，却被事先潜伏的连队合围。不到三个时辰，刘桂棠负伤逃窜，被一名班长凭借刺刀终结。王善保躲在柴房，被俘后移交军法处。至此，这支长期盘踞鲁中的土匪汉奸武装灰飞烟灭，缴获枪支百余件，救出被掳百姓数十人。
人们更关心的，是剿匪当晚战旗飘扬在山头，红底黑字的一条布幅写着“为秀英报仇”。许多老乡含泪朝旗帜磕头，他们记得这位姑娘在炕头手把手教大字的情景；女孩子们偷偷学着她，把小脚裹布拆开。有意思的是，战后统计妇救会成员，数字比清剿前猛增一倍，陈秀英虽然离去，她点燃的火却更旺了。

敌后斗争的暗礁并未随刘黑七之死而彻底消散。叛徒现象的警报依旧长鸣，山东军区随即在各县推行“三严三查”，对干部成分、家属去向和秘密通信全线排查。有人抱怨过于苛刻，可事实表明，斗争的残酷远甚严审的麻烦。没有织密安全网，任何工作都会前功尽弃。
从今天保留下来的档案看，罗荣桓那次雷霆出击，不只是为一位烈士讨回公道，更是一次庄严宣示：在敌后纵深，土匪与汉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威胁着群众生命，也威胁着根据地根基。只有把枪口对准内部毒瘤，抗战大局才能站得稳、走得远。陈秀英的生命停在23岁，可她用最后的选择提醒更多的人——抗战不仅是前线的枪火，同样在每一个村头巷尾，在每一次对诱降的回绝里，在每一次对叛徒的清算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