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陈丕显致信请求恢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并转交汪东兴具体处理，这其中有何重要历史意义
1929年夏，闽西南的雨刚停，南阳村口的榕树叶还滴着水，13岁的陈丕显挎着木制短枪站在路中央拦住一名红军通信员。少年举目打量来人后才抬手敬礼，随后把写着“儿童团值岗”的木牌扛回肩头。树旁的毛泽东见状向身边同志低声说：“这孩子有股子劲，记住他的名字。”一句话，让稚气未脱的“红小鬼”被烙进了更大的舞台。
闽西的儿童团本来只是传送情报、放哨巡逻的小组织，却在密集的战火里成了挑起责任的“后生军”。陈丕显与伙伴们白天背《少年先锋歌》，夜里巡河口守渡口，吃的是番薯藤，睡的是祠堂地。一年多的砺炼，他学会了辨星夜行、查验路条，也学会了如何把恐惧压在脚底，这些本事后来在苏区游击战里都派上了用场。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留下坚持斗争的游击小队。陈丕显跟随陈毅转战大余、上杭一带，一支队伍一张地图，在崇山密林间兜圈对抗“清剿”。饥饿难免，危险常在。一天夜里，两人躺在山坳休息，陈毅开玩笑道：“我头在广东，你脚踩江西，这叫南北呼应。”陈丕显咧嘴一笑，“总有一天我们要让这片山岭安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把从少年时代培养出的“铁纪律”带进皖南部队：军纪胜过枪杆，政治工作跟在炮火后面。华东野战军成军时，他被任命为第四兵团政委，负责政治教育、群众联络和后勤动员。那支兵团在孟良崮、淮海屡次担任主攻，每到攻坚，政委要抢在突击营前线喊话，先讲道理再端刺刀。将士习惯说：“只要老陈在，后方不会乱，前线就敢冲。”

1949年，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百废待兴。陈丕显被调任市委第四书记，任务是整顿治安、稳定粮价。粮行老板趁乱囤米抬价，他把卷着袖子的食堂大师傅带到现场，当场煮粥免费发放，“让群众吃饱，黑心商人就卖不出高价。”那一碗碗白粥，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三天后市场就稳了。
但压力与病痛悄悄叠加。1966年春，他在北京就医，被确诊胃癌。术后体重骤降，工作却没停。上海街头“红海洋”最汹涌的日子，他仍撑着病体进厂区、下码头。医生劝他静养，他回一句：“命要用在刀刃上，不在病房里浪费。”此后几年，他被调离一线，身体日渐羸弱，却始终给中央写信，请求回到岗位。

1975年8月，正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一封求职信递到中南海。“丕显病情稳定，要求继续出力。”毛泽东看完，只挥笔写下两个字“同意”，并注“交汪东兴办理”。短短批示，为一个老兵重新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也在当时紧张的人事氛围中释放出珍惜经验干部的信号。
云南山高路远，需要能镇住场子的省委书记。陈丕显初到昆明，还未适应高原气候，就在市区蹲点查供销体系漏洞，十多天跑遍郊县。随后中央考虑湖北局面更复杂，1977年初又把他调往武汉。长江水运混乱、企业停产、社会治安滑坡，问题一个接一个，他依旧先抓秩序：夜市无证摊贩扰民严重，县公安局抱怨人手不足，他当场拍板把省直机关抽调的司机、勤杂临时编入巡逻队，用三周时间疏导完街面。

经济恢复的关键是信心。到岗第二个月，他走访武钢，看到高炉冷火，扭头问技术员：“点火需要多少小时？”“48小时。”他抬腕看表，“那就现在开始算。”厂区喇叭随即响起，整整两天两夜，500多名职工硬是抢出第一炉铁水。有人感叹“湖北总算有点热气了”。
此后，他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仍保留湖北的联系点。1995年8月23日清晨，陈丕显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闽西南那棵榕树依旧郁青，多年前值岗的小木牌早被时雨剥蚀，却挡不住来往乡亲的追忆：那年那个倔强少年，把一生交给了战火与重建，也交给了那些需要秩序与温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