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宁夏姑娘耿兰俊，做了国内首例 “女变男” 的手术，当男性器官被植入身体后，他心中大喜，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意料。

手术成功后的头两个月，耿子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伤口愈合得时好时坏，有时半夜会被刺痛惊醒。同病房的人换了几拨，有人问他怎么伤得这么重，他只说是做了个大手术，别的不愿多讲。医生叮嘱他要定期做扩张护理，每次操作都疼得他直冒冷汗，但他一次也没落下。护士看着这个沉默的病人，私下里说从没见过这么能忍的。出院那天，修志夫博士特意来送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最难的一关过去了，以后的路还长。”耿子点点头，提着装药的塑料袋走出医院大门。厦门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着眼站了一会儿，突然有点茫然——接下来该去哪儿？他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房东是个胖胖的大姐，收身份证登记时瞅了好几眼，嘀咕着“耿兰俊……可你这……”耿子平静地说：“我是男的，证在改了。”大姐“哦”了一声，没再多问。房间只有十平米，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就满了。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夫妻的吵架声、小孩的哭声，手不自觉地摸向腹部——那里有新的器官，也有尚未完全消退的肿胀和隐痛。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你要的，耿子。找工作成了第一道坎。他揣着还是“耿兰俊”的女性身份证去应聘保安、搬运工这些体力活，招聘的人看看身份证，再看看他剃短的头发和扁平的胸部，眼神都变得古怪。有一次，一个工头直接说：“你这不男不女的，出了事谁负责？”耿子没说话，转身走了。晚上回到出租屋，他对着裂了缝的镜子看了很久，然后拿起剃须刀，把刚冒头的胡茬刮得干干净净——医生说过，要等激素治疗一段时间，胡子才会真正长出来。钱越来越紧。手术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术后还要长期服用激素药物，每盒都不便宜。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天只吃两顿，每顿是两个馒头加咸菜。有次在菜市场，他盯着肉摊看了半晌，最后还是走开了。但他没向家里开口。自从手术以来，父母只打过一次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半天，最后说：“你好自为之吧。”转机出现在一个下午。他在报亭翻看旧报纸时，又一次看到关于自己手术的报道。旁边一个也在看报的老爷子凑过来瞧了一眼，忽然说：“哟，这人挺厉害啊。”耿子心跳快了一拍，含糊地应了一声。老爷子继续说：“得有多大决心才能做这种事，不容易。”那天耿子回去的路上，脚步轻快了些——至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不是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开始拓宽找工作的范围。最后在一家小印刷厂找到了活儿，负责搬纸和操作切纸机。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了眼他的身份证，皱了下眉，但没多问，只说：“力气够就行，一个月八百，包午饭。”耿子第二天就去上班了。厂里噪音大，空气中飘着纸屑和油墨味。工友们起初有些疏远他，但看他干活卖力，从不偷懒，慢慢也会在吃饭时跟他聊几句。有个叫老赵的师傅，有次递给他一支烟，耿子摆摆手说不会，老赵自己点上了，说：“小耿，你话太少。”耿子只是笑笑。他逐渐适应了新的身体。激素药物的作用开始显现，嗓音慢慢变粗，手臂的线条也硬朗了些。每天早上刮胡子时，他能感觉到下颌的变化。虽然过程缓慢，但一切都在朝着预期的方向走。只是夜深人静时，那些手术台上的疼痛、旁人的冷眼、家人的沉默，还是会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学会了抽烟，廉价的烟，抽一口呛得咳嗽，但能让他平静片刻。半年后，他拿到了新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留着短发，眼神平静，性别一栏清清楚楚印着“男”。他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很久，把那张卡片看了又看，最后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那天他去小饭馆点了份炒肉片，好好吃了一顿。印刷厂的工作做了快一年。老板对他的踏实很认可，把他调到排版车间学点技术。也就在那时，他开始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信是通过报社转来的，写信的人天南海北，有的诉说着和他相似的痛苦，有的问他手术的细节，有的只是写一句“谢谢你，让我觉得不是一个人”。耿子一封封看完，收在一个铁盒里。他想起自己当年摩挲报纸角落的那几行字的心情。他决定做点什么。用攒下的钱买了台二手电脑，下班后就在出租屋学打字，学着上网。他在当时还很简陋的论坛里，小心翼翼地发了个帖子，标题是“关于易性症和手术，有问必答”。回帖的人不多，但每个问题他都认真回答，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手术的流程、恢复的疼痛、要花多少钱、心理上要准备什么。有人骂他变态，他看了，把那些帖子删掉，继续回答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这样，白天在印刷厂干活，晚上在网络上回答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生活似乎找到了某种节奏，虽然仍不宽裕，但不再像刚出院时那样茫然无措。他并不知道，这些微小的举动，正在为他未来的人生埋下伏笔；他也不知道，自己平静的叙述，正像一颗石子投入湖水，涟漪会慢慢扩散到更远的地方。他只是在过每一天，努力活成“耿子”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