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讨伐，局势一触即发。宋美龄等人则力主和平解决，但苦于无法与西安直接沟通，更无法确认蒋介石的生死安危。端纳因其外国人身份、与蒋氏夫妇的深厚私交以及与张学良的旧识，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唯一信使。他于12月13日携带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冒险飞往西安。
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辗转抵达西安后，首先与张学良进行了至关重要的会谈。张学良向端纳详细阐述了发动“兵谏”的初衷——绝非个人恩怨或夺权，而是为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明确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张、杨二人仍拥护其领袖地位。张学良向端纳郑重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绝对无虞，并安排端纳亲自面见蒋介石以核实情况。这一保证是打消南京方面最大疑虑的关键。
通过这次坦诚交谈，端纳确信了张、杨的诚意与政治诉求，决定全力说服蒋介石。张学良也因端纳的中立和信誉，愿意通过他向外界传达真实信息。与张学良会谈后，端纳在张的陪同下，于当晚见到了被扣押的蒋介石。当时蒋情绪抵触，蒙头卧床。端纳用英语问候，并递上宋美龄的信件，当面转达了张学良的保证和诉求。
正是这次会面，使蒋介石首次相信自身并无生命危险，并开始理解“兵谏”的真实意图，其顽固态度由此出现根本性松动。随后，蒋介石同意从临时住所搬至更舒适的高桂滋公馆，局势出现转机。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使得后续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政治谈判成为可能。端纳作为最初的调解人，为事件的和平解决扫除了最大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