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凌晨一点半上朝只是肉体凌迟，下班后深不见底的社交饭局才最要人命！
凌晨一点半起床，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去上班，在晚清官场，这不过是日常。
光绪帝在颐和园开会，规定凌晨四点前必须到景运门集合。恽毓鼎住得远，两三点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马车陷在烂泥里艰难前行。到了朝堂上，还得直挺挺跪着，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饿急了，就咬一口藏在袖子里的冷烧饼。光绪自己都因为起太早，脸色铁青。最离谱的规定是：早朝期间严禁吃喝、严禁上厕所。一群朝廷命官，愣是把京城早点摊的夜间经济催生了出来。
仔细想想，这种拼命让身体遭罪的上班方式，还不是最难熬的。
早朝散了，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张廷玉这种核心大臣，散朝后一头扎进军机处，从凌晨3点到深夜，将近20个小时连轴转，雍正看了都自愧不如。而对于恽毓鼎这种中层官员，他们要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下班后社交。
恽毓鼎在日记里给自己贴了个标签——性恶烦扰，也就是社恐，但他推不掉任何一张饭局请帖。1910年9月，距离辛亥革命还有一年，他一个月吃了21场酒席，什么概念？平均一天半就要喝一场。三场酒席花掉24两银子，他的年薪也就200多两，也就是说，每一顿饭，都相当于把半个月的工资直接扔进了酒楼。
为什么非得去？这就是清朝官场最深层的逻辑。一个人考中进士，第一件事是拜老师，这等于绑定了政治阵营，你不去长官的寿宴，明天你的折子就可能被留中不发。不给同僚面子，查哈尔的肥差就轮不到你，明朝的海瑞够硬气吧？一辈子不搞社交，结果呢？被排挤在权力边缘，空有一腔热血，什么实事都推不动。在那个生态里，想做事，就必须先融入那张网。
恽毓鼎的付出还包括：一年收五六百封求办事的信，一天接待五批客人，直到胃里翻江倒海，狂吐不止，他在日记里骂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费光阴，耗精神，真冤苦。
当一套延续两千年的制度，把帝国最聪明的脑袋困在了凌晨的寒风和深夜的酒局里，让他们不得不把精力和良知喂给这台名为帝国的绞肉机，那这个朝代的结局，其实早就写在了每个人的杯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