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门口，卫兵拦住了一个叫花子。这人满头污垢、衣衫褴褛、腮帮肿得像馒头，一张嘴露出四个黑洞洞的豁口，浑身散发着馊臭味。卫兵差点把他轰走，直到这人用含混不清的口音报出一个名字——周恩来。
周恩来急匆匆赶出来，盯着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叫花子看了半天，才认出这是自己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这位中央特科的骨干、隐蔽战线的尖兵，为了把一份决定红军生死的情报送到瑞金，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的华侨中开展工运，成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回国，31岁这年调入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三科又名行动科，对外称“红队”或“打狗队”，项与年进了红队，很快成为主力队员。
1929年8月，彭湃等四人在上海被捕，周恩来亲自组织劫囚车，项与年腰揣勃朗宁手枪化装成商人压低礼帽在前方观察，可惜囚车提前通过，行动功亏一篑。随后铲除叛徒白鑫的任务中，项与年带领四名队员昼夜守伏，终于击毙了这个出卖彭湃的败类。
在白色恐怖最浓重的年月里，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像一把藏在鞘中的刀。

1934年3月，项与年受组织指派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任情报参谋。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老党员，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项与年到任后协助莫雄，用不到六个月时间在德安专区制造出“共匪”被“剿绝”的景象，帮莫雄赢得了蒋介石“传令嘉奖，考成第一”的通报表扬。这出戏演得越真，莫雄越能接触到核心机密。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五省军事会议，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制订了“铁桶计划”——以瑞金为圆心，构筑半径150公里的大包围圈，每推进一华里布一道铁丝网，每五公里筑一道碉堡线，30道封锁线层层收紧，最终将中央红军压缩在狭小范围内一举消灭。
莫雄破格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一结束他连夜赶回德安，把全套绝密文件往桌上一摊，对项与年等人说：“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
项与年等人连夜用特种药水把情报要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随即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通报了“铁桶计划”要点。
但项与年清楚，光有要点远远不够，红军需要看到完整的部署才能做出准确判断，他决定亲自把四本字典送到瑞金。
项与年先扮成教书先生出发，白天休息晚上赶路，避开大路穿山越岭。越靠近苏区敌情越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敌军，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靠近就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教书先生这身行头过不去了。
项与年退回山林，抓起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嘴连砸几下，敲掉了四颗门牙。剧痛让他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双腮肿胀、面部变形。他把四本字典塞进一个脏兮兮的袋子里，上面盖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蓬头垢面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哨兵远远闻到臭味就捂着鼻子把他轰走。偶尔有哨兵多问一句嘴怎么肿成这样，他就说在大户人家要饭被狗咬的。就这样，一个满嘴豁口的叫花子，一步步穿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

从德安到瑞金，七天，一千多里路。当周恩来从项与年手里接过那四本沾满污秽的字典时，这个久经沙场的地下工作者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人。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简要密电，如今全套资料摆在桌上，决策依据再充分不过。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就在蒋介石的“铁桶”尚未合拢之际，红军跳出了包围圈。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完成任务后，项与年没有跟随长征队伍走到底，他被上海地下党召回执行新的任务——破坏敌人运输供给线。
在上海他抽空看了一眼年仅16岁的儿子项崇德，随后带两名爆破队员赴南昌，轮渡刚到南京下关码头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危急关头项与年冷静分析，判断其中一名队员是特务或已叛变，而自己尚未暴露。面对审讯他沉着应付，编了一套说辞取得敌人信任，趁夜逃离看管找到当地党组织，又乔装成商人经赣江、河南、汉口返回上海，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此后项与年化名梁明德，在西北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他的儿子项崇德后来改名项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团中央书记，80年代初主政福建推动改革开放。
父子俩失散二十多年后才重逢，而项与年自己在十年风暴中遭受残酷迫害，患上中风失语症，1976年获得平反，1978年10月病逝，辽宁省在沈阳为他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隐蔽战线上的人大多没有名字，或者说他们一生换过太多名字。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化名梁明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花名册上是另一个代号。
他们把自己藏得越深，他们所守护的那些人就走得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