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谱所列若干“不合规则”的诗例，实际上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以《石犀行》为例，王士禛指出此诗“凡三换韵，前六韵十二句，中二韵四句，末二韵二句”。从表面上看，各段韵数与句数似乎并不均衡，呈现出参差错落之态。然而若从吟诵节奏与篇章收束关系加以考察，则可发现其内部结构并非散漫无序。该诗以四句承接并收束前十二句，又以二句收束中间四句，前后层次相互照应，声调转换亦能形成呼应之势。若合拍吟咏，反而显得秩序井然。因此，此类诗例未必可简单视为违背换韵规则，毋宁说更接近于换韵古诗中的一种正格。
实际上，古风本可区分为新式古风与仿古古风两类。依王力先生的研究，典型的新式古风多以四句为一换韵单位，并常采用平声韵与仄声韵递相转换的方式；而仿古古风在押韵、换韵与句法安排上则相对自由。就诗体实际情况而言，七言古诗中新式古风较为常见，五言古诗则以仿古风格为多。由此观之，王士禛对于七古换韵规则的论述，可能主要立足于新式七古的声调特征；赵执信、翁方纲等人的讨论范围则更为宽泛，既关注新式七古，也兼及仿古七古。因此，三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是规则判断上的对立，也与其考察对象的范围不同有关。
王士禛论七言古诗声调时，并未专门涉及柏梁体的格律问题；赵执信则在相关诗谱中对柏梁体的声调规则作了归纳。柏梁体又称柏梁台体，是较为古老的一种七言诗体，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每句皆押韵。南北朝以前，七言诗多有句句用韵之例；唐代以后，诗人创作七言古诗时，也常在篇中间杂使用若干柏梁句。正因其渊源较早、体制独特，柏梁体与一般七言古诗在押韵方式和声调要求上均有明显差异。
首先，柏梁体属于平韵句句用韵之体。一般七言古诗多为隔句押韵，而柏梁体则每句入韵，并且通常只押平声韵。这一点是柏梁体区别于普通七古的根本所在。其用韵密度较高，节奏也更为紧促，因而在声调安排上不能完全以普通七古的标准加以衡量。
其次，柏梁体虽为古体，但仍忌过度近律。由于柏梁体是七言古诗中体制较早的一种，赵执信认为其中不宜大量混入律句。若偶然出现类似律诗句法的句子，也必须以下一句古体句法加以补救，以免形成律联之势。换言之，柏梁体虽可容纳个别近律成分，但整体上仍须保持古诗体格，不能因句法偶合而滑入近体格律。
再次，下四平、下五平一类句法，应限于柏梁体之中使用。例如“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等句式，在声调上连续使用平声，形成较强的句末平缓效果。赵执信认为，此类句法只适用于柏梁体，普通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皆不宜采用，尤其不宜用于转韵古诗。若将其随意移入一般古体诗，便容易破坏古诗原有的声调变化，使诗句显得板滞而失其体制。翟翠亦赞同此说，认为平韵古诗无论是否转韵，凡属“仄仄仄平平平平”或“仄仄平平平平平”等句法，均不可轻用。即使杜甫、韩愈等人诗笔雄健纵横，也未尝在普通古体诗中滥用此类句式。由此可见，柏梁体虽然属于古体诗系统，但其声调规则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与一般七古混同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