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新疆知青给钱学森写信，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钱学森的错误。没想到，2个月后，他收到回信。而钱学森在信中的回复，让他大吃一惊。
1966年3月，《力学学报》第9卷第1期上，刊出了一篇题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的文章。作者郝天护，当时并不是声名显赫的专家，也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科研资源集中的地方，而是在遥远的新疆工作。
这篇文章能发表，背后藏着一段很少见的往事。它不是普通投稿那么简单，而是从一封寄给钱学森的信开始的。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封信的内容不是请教，也不是赞扬，而是直接指出钱学森论文中的问题。把时间往前推到1964年。
那时的钱学森，已经回国近十年。1955年，他和家人结束在美国的漫长滞留，乘船回到祖国。
此前二十年，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曾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也是喷气推进实验室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钱学森在美国的经历，说明他不是一般的学者。
二战结束后，他曾随盟军赴德国接触火箭技术资料，还审讯过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美国方面后来限制他离境，恰恰也说明他们很清楚这个人有多重要。
回国以后，钱学森几乎没有过什么安稳日子。1956年，他参与推动新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起步。
同年10月，防务部门第五研究院成立，他担任院长。那个时候，很多年轻技术人员连导弹的真实样子都没见过，相关资料也少得可怜。
钱学森一边组织研究，一边亲自讲课，把国外学到的理论和经验，用中国科研人员听得懂、学得会的方式讲出来。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它带着新中国早期航天人的心血，也让中国有了独立发展导弹技术的基础。按常理看，这样的人已经站在科学高处，一个远在新疆工作的青年，要给他挑错，多少会让人替他捏一把汗。
可郝天护偏偏就这么做了。边疆条件艰苦，白天有大量实际工作，晚上才有时间看书、推公式。
可他没有把专业丢下，仍然坚持钻研力学问题。有一天，他读到钱学森发表在《力学学报》上的一篇土动力学文章。
土动力学听上去拗口，其实可以理解为研究土体在震动、冲击、波动等情况下如何受力、如何变形。这类研究和工程建设、地下结构、防护工程都有关系，不是纸面上的小问题。
郝天护读到方程推导部分时，心里起了疑问。他觉得其中一个边界条件处理得不够准确，另有一处推导也值得商榷。
为了确认不是自己看错，他反复计算，草稿写了一摞，结果仍然没有变。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数学问题。
要不要写信？写了对方会不会理？
一个普通青年指出大科学家的错误，会不会被看成冒失？这些顾虑很现实。
可郝天护最后还是决定把问题讲清楚。1964年1月，他把自己的推导、疑问和修正意见写成信，寄给钱学森。
信中没有绕弯子，直接指出论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保持了基本的学术礼貌，请钱学森指正。信寄出去以后，郝天护未必抱有太大期待。
钱学森当时承担着重要科研任务，工作繁忙，一个来自新疆的来信，很可能被放在一边。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1964年3月29日，钱学森回信了。不是简单几句客套话，也不是秘书代写的敷衍答复，而是认真讨论问题的一封信。
钱学森在信中先说明自己回信晚了，请对方谅解，随后马上进入正题。他承认其中一处确实有错，是不透水边界条件处理不当，属于自己疏忽。
对另一处，他没有简单接受，而是写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把理由讲明白。这封信最打动郝天护的，不只是“认错”两个字，钱学森在信里多次使用“您”字，对一位年轻人保持充分尊重。
那种态度不是居高临下的点评，而是把对方当成可以认真交流的学术同行。对普通人来说，承认错误已经不容易；对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在一个年轻人面前承认论文有误，更需要胸怀。
因为论文一旦公开发表，就会被别人引用。错误若不指出，后来的人可能继续沿用，影响就会扩大。
钱学森很清楚这一点，他不但承认问题，还建议郝天护把意见整理成文章，投给《力学学报》。这一步更关键，私下回信是一回事，鼓励对方公开发表又是另一回事，它意味着钱学森不怕自己的错误被看见，更重视学术问题本身能被讲清。
郝天护后来照着这个建议做了。他把自己的分析整理成《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从问题来源到推导过程，再到修正意见，都写得扎实明白。
1966年3月，这篇文章正式刊发。一个身在新疆的青年，因为坚持专业判断，也因为遇到一位愿意听取意见的科学家，终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正式期刊。

后来，郝天护继续在力学道路上走下去。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后，他考入清华大学深造，研究方向与固体力学有关。
此后，他又在材料力学、复合材料等领域继续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也培养了一批学生。钱学森的可贵，不只在于他为国家导弹、航天事业作出贡献，也在于他面对一个年轻人的质疑时，仍能保持清醒和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