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层面来看，李攀龙五言古诗明显具有模拟汉魏古诗的倾向。他在创作中较多沿用古诗传统中常见的语词，如“彷徨”“徘徊”“踟蹰”“萧条”“浮云”“游子”“须臾”“盈觞”“慷慨”“未央”等。这类词语本身带有较强的古诗意味，既能营造萧瑟、迟疑、感伤的情绪氛围，也容易引出游子思归、人生无常、离别怀远等古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由此可见，李攀龙对五言古诗的学习，并非只是形式上的仿古，而是在语汇、意象和情感表达方式上均有意向汉魏诗歌传统靠拢。
具体而言，李攀龙五言古诗所取法的对象，主要是《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等汉魏古诗典范。同时，他对建安诗人如三曹、七子以及正始诗人阮籍等人的诗作也有所借鉴。不过，在这些取法对象中，《古诗十九首》对其影响尤为明显。汉魏古诗，尤其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东汉文人五言诗，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在于“语浅情深”。这类作品往往不以繁复典故取胜，而是以简练、晓畅的语言承载深沉、含蓄的情感，借自然物象寄寓人生感慨与世事忧思。正因如此，钟嵘在评价《古诗十九首》时称其“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矣”。这一评价既指出了其语言高度凝练的特点，也揭示了其情感表达的强烈感染力。
李攀龙在五言古诗创作中对《古诗十九首》的模拟，首先表现为语词风格的承袭。他的作品整体上追求平易、质朴、晓畅的表达效果，尽量避免过度雕琢与艰深用典。这种写法使其五言古诗在语言面貌上接近汉魏古诗，也使作品呈现出较为清楚的复古取向。然而，这种“晓畅”并不完全来自诗人自身的创造，而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对前代经典语汇和表达方式的摹拟之上。因此，李攀龙五言古诗虽然具有古雅平直的外观，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明显的模拟痕迹。
其次，从句式结构来看，李攀龙同样有意识地学习汉魏古诗。他的五言古诗多采用较为平直舒缓的句法，不追求奇崛险怪，也不以繁密铺陈为主要特征，而是倾向于通过简洁句式推进情感层次。这种句式安排与汉魏古诗的表达传统相近，能够形成自然流动的抒情节奏。与此同时，他也常借助古诗中常见的起兴、转折和感叹方式，使作品在结构上呈现出由景入情、由物及人的特征。由此可见，李攀龙对汉魏古诗的学习，并不局限于词语层面，也延伸至句法组织和抒情方式之中。
三、“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说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总的来看，李攀龙五言古诗的艺术成就并不算高。其作品虽然在语言、句式和情感基调上力求接近汉魏古诗，但由于模拟意味较重，往往缺少充分的个性展开和创造性转化。不过，若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观察，李攀龙的五言古诗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察其创作实践，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他对于“五言古诗”这一诗体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其“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一命题的内在含义。
李攀龙推重汉魏古诗，并非偶然。他在五言古诗创作中反复取法《古诗十九首》及相关汉魏诗歌，说明在他的诗学观念中，真正意义上的五言古诗应当以汉魏为正宗。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五言古诗，并不只是形式上采用五言句式的古体诗，而应当具有汉魏古诗那种自然质朴、语浅情深、情感深婉的艺术品格。正是在这一标准之下，他才会对唐代五言古诗作出较为严苛的判断。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一说法，表面上似乎是否定唐代五言古诗，实际上更能反映李攀龙对诗体源流和艺术标准的区分。在他看来，唐诗自有其高度成熟的艺术成就，也有属于唐代自身的古体诗传统；但是，若以汉魏五言古诗为尺度，唐代五言古诗已经发生了风格上的转变，不再完全符合他所推崇的汉魏古诗范式。因此，这一命题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唐诗价值，而是体现出复古派诗学中以汉魏为五言古诗正脉的批评立场。
由此而言，李攀龙五言古诗创作的意义，不在于其作品本身取得了多高的艺术成就，而在于它具体呈现了明代复古诗学对于五言古诗传统的理解方式。他通过创作实践，将“汉魏为宗”的诗学观念落实到语言选择、句式安排和情感表达之中。尽管这种实践存在摹拟过重、创造不足的问题，但它仍为理解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通过李攀龙的五言古诗，可以看到复古派并非笼统地崇古，而是试图在诗体内部重新确立典范、辨析源流，并以此建构自身的文学批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