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坛对拟古诗的反思，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篇章的优劣，而逐渐触及拟古行为本身的合理性。江盈科即从文学发展的时代差异出发，对明代盛行的模拟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嘉靖、隆庆年间的复古创作已经将剽窃因袭之风推向极端。若以时代先后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那么古乐府与汉代古诗又岂能比《诗经》更加古老？既然《诗经》已居古典诗歌源头，后世却舍弃《诗经》而模拟汉魏古诗，这种做法本身便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
在江盈科看来，文学作品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生活经验和主体情感密切相关。古诗之所以具有自然浑成的艺术风貌，是因为它真实地生长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后世作者既不能重新置身于古人所处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古人的情感经验，因而模拟古诗只能得到形式上的近似，难以获得其内在精神。脱离现实生活而追摹古人，无异于塑泥刻木，即使外形酷似，也不过是缺乏生命的仿制品。因此，他认为拟古往往只是重复前人、叠床架屋，不仅虚耗精力，也不足以成为诗人建立声名的根本途径。
江盈科对拟古的否定，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变化密切相关。他与袁宏道交往密切，思想上又受到阳明心学及公安派文学观念的影响，主张文学应当抒写真实的性灵，重视真情与意趣，反对剽窃陈言和机械模拟。他强调各个时代均有与自身生活相适应的文学形态，后世创作者不应以重复古人为最高目标，而应从现实经验中形成独立表达。正因如此，他把拟古视为束缚主体性情、妨碍文学创新的创作方式。
不过，江盈科的拟古无用论产生于晚明重情尚真的文学环境之中，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针对性，不能据此概括明代前中期文人的全部认识。拟古也并非毫无文学价值。它既可以成为学习古典诗歌体制、语言和格调的途径，也可能促使诗人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艺术面貌。江盈科揭示了机械模拟的弊端，但将拟古整体归于无用，仍不免失之绝对。
与江盈科全面否定拟古不同，胡应麟并不排斥拟古创作，而是将能否有所创新作为评价拟古诗的重要标准。他指出，拟古的关键不在于辞藻的繁富与形式的逼肖，而在于能否把握古诗的格调、意态与风神，并在继承中表现诗人自身的情思。他称赞何景明拟古诗格调翩翩，又肯定王世贞能够摆脱陈言，以独立心意驾驭古体，认为其部分作品足以超越唐人、追踪两汉，不能仅依据时代先后判断高下。由此可见，在胡应麟那里，拟古并不意味着对古人语言的被动复制，而应当是对古典精神的主动体认和重新创造。
正是在这一评价标准下，胡应麟对陆机的拟古创作提出批评。他说：“然平原诸文，模拟何众，而创获何希也？平原诸诗，藻绘何繁，而独造何寡也？”这里的“平原”指陆机。胡应麟认为，陆机作品数量虽多，辞采亦极为华美，但模拟成分过重，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艺术发现却较为有限。其批评并非否认陆机的才华，而是指出陆机过分依赖古人篇章，在语言修饰和形式铺陈方面用力过多，因而削弱了诗歌本应具有的自然情致与主体精神。
王世贞对陆机的评价同样集中于“模拟”与“自然”的矛盾。他曾引孙绰之语论潘岳与陆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又称潘岳文章“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机文章则如“排沙拣金，往往见宝”。张华也曾告诫陆机：“人患才少，子患才多。”这些评论通常把陆机作品的缺陷归结为才力过盛、篇章繁复。王世贞却进一步指出，陆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作品数量多或才华过盛，而在于模拟痕迹过重，缺少自然流露的艺术情致。换言之，辞藻繁富本身并非根本缺陷，只有当辞藻脱离真实情感、形式压倒主体表达时，才会造成繁芜而少自然之致的结果。
由此可见，明代诗论家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陆机常常沿袭原作结构与语意，部分篇章甚至呈现逐句对应的特点，因而容易给人以模拟过密之感；另一方面，其作品重视藻饰、句法与篇章经营，却未必能够充分传达古诗自然深厚的情兴神韵。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拟古不应停留于字句、声律和辞采层面，而应体会古诗的精神气象，并融入创作者自身的生活感受和情感经验。若只有形式上的相似而缺乏独立情思，即使辞藻精美、声调谐和，也只能徒具古诗外貌，难以形成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
因此，从江盈科对拟古价值的整体质疑，到胡应麟、王世贞对陆机模拟倾向的具体批评，可以看出晚明拟古理论已明显转向对主体情感与创新能力的强调。江盈科从时代环境和性灵表达出发，否定机械复古；胡应麟则在承认拟古价值的同时，要求拟作具有独造之意；王世贞进一步把陆机之“病”归结为模拟过甚和自然不足。三者立场虽不完全相同，却共同表明：明代诗学对拟古的评价，已由外在形貌是否相似，转向内在情思是否真实、艺术创造是否独立。拟古只有摆脱对陈言旧格的拘守，完成由形似向神似、由模拟向创造的转化，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