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臣的相关评述相比，曾氏对拟古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他认为，拟古若不能表达诗人的真实性情，而只是袭取古人的体貌形式，便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曾氏不仅对拟古的含义作出界定，而且进一步提出拟古的方法，即拟古应以神意为主，以形貌为次。只要诗歌发自性情，则不论古诗、今诗，皆有其存在价值。由此可见，曾氏反对当时诗坛过分尊古而轻今的风气，也为拟古诗的创作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方向。
刘履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氏的观点。他指出，陆机拟古诗在立意与字句上多有与古诗相近之处，容易给人以剽窃之感。由此可知，拟古诗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取法古人，而在于是否因拘泥古人而压抑自身性情。如果诗人不能摆脱古人作品的束缚，只是在辞句和形式上加以模拟，那么拟古便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艺术价值。刘履尤其赞赏陶渊明拟古诗能够脱去绳墨、直写胸中所蕴，认为这类创作重在拟其意，而非单纯拟其词，因此较陆机的拟古更具可取之处。
这种评价倾向也反映在刘履《选诗补注》的选录之中。该书收录陆机诗歌十四首，却没有选入其拟古诗；同时又选入陶渊明拟古诗五首、鲍照拟古诗二首。由此可以看出，刘履对陆机拟古诗评价较低，而对陶渊明、鲍照一类能够在拟古中表现自身情志的作品较为推重。在他看来，拟古创作可以体现诗人的才力，但若只是用辞发挥、用意敷演，而不能自出机杼，便难以与真正的古诗相提并论。这种看法虽仍带有一定的尊古倾向，但其核心已转向对诗歌真实性情和艺术生命力的强调。
江盈科则从古乐府、古诗产生的具体环境出发，对拟古提出更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古乐府和古诗之所以能够自然妙绝，是因为它们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事件、情感和语言环境之中。例如《君马黄》《雉子班》《艾如张》《自君之出矣》等篇名，皆因其时其事而生，诗题、内容与情感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后世诗人脱离原有时代与事件，仅取其题目而各拟一首，并称之为“复古”，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诗歌发生的真实基础。既非其时，又非其事，情感便难以自然产生；即便辞句工致，也不过如巧匠塑泥刻木，外貌近似于人，却缺乏生气。因此，江盈科认为，拟作即便形似古人，尚且不足为贵；若连形似也不能做到，则更无价值可言。他进一步指出，若《君马黄》《雉子班》等题都必须一一拟作，那么《关雎》《螽斯》一类古题为何不一并拟作？这一反问正揭示出盲目拟古在理论上的矛盾。
朱谏同样重视诗歌中真实情感的抒发。他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李白，强调自然真率的艺术精神，因此对陆机拟古诗持批评态度。在朱谏看来，诗歌之所以动人，关键在于情感的真切流露，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接近古人。若拟古只是模拟篇章体式和语言风貌，而缺少发自内心的情感支撑，那么其艺术价值必然受到限制。
胡应麟对拟古诗的评价则更为系统。他指出，拟《古诗十九首》之作，自陆机以来已经难以与原作相称；六朝以后，许多拟作虽保留古题，却往往只具篇名，而在意态、风神方面已难见古诗神韵。他认为，后世拟作者日益增多，而真正能够契合古诗精神者却十分稀少。胡应麟虽然也承认个别近人拟作在格调上颇有可观之处，甚至能够接近古诗风貌，但总体而言，乐府自晋以后渐趋失传，拟作者虽多，成功者却少。这一判断延续了前人关于拟古弊端的批评，即拟古若不能得其神意，只在题目、辞句和格调上追摹古人，便难免流于空疏。
综上所述，关于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实际上推动了后世拟古理论的逐步建构。相关论者普遍关注拟古与性情、形式与神意、古题与现实情境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承认拟古可以成为学习古人的重要方式，也不断指出拟古创作容易陷入模拟、拘束甚至剽窃的弊端。由五臣以来的评述，到曾氏、刘履、江盈科、朱谏、胡应麟等人的进一步讨论，拟古理论逐渐从单纯评判作品优劣，转向对诗歌本质、创作方法与审美标准的思考。陆机拟古诗虽屡受批评，但正因其在拟古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才成为后世讨论拟古问题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