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拟古诗在中国古代拟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及其文学价值，现代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郭晨光通过比较陆机的拟古诗与拟乐府作品，认为陆机在拟写《古诗十九首》时，主要追求“貌同而心异”，即在篇章形式、语言结构和意象安排上接近原作，同时融入新的思想情感；其拟乐府作品则更多体现为“貌异而心同”，即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在题旨与精神层面保持与古题的联系。不过，郭晨光也指出，陆机部分拟作仍保留着材料拼接和语意组合的痕迹，由此揭示其拟古实践中继承与改造并存的复杂状态。
郑婷尹则将研究重点放在吴淇对陆机拟古诗的阐释上。陆机拟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常被批评为重辞采、轻情感，甚至被视为缺乏真实生命体验的形式模仿。吴淇通过分析诗歌的篇章结构、情感脉络及其与陆机个人处境之间的关系，重新发掘了作品中隐含的现实感受和生命意识。这种解释突破了此前仅从形制或辞藻评价陆机拟作的局限，使陆机拟古诗的情感内涵获得了更为充分的认识。由此可见，陆机拟古诗批评史始终存在两种相互牵制的倾向：一方面肯定其在拟古方式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又对其情感真实性和艺术完整性提出质疑。
西晋时期，陆机以才思丰赡、辞藻宏丽著称，其文学创作在当时享有较高声誉。史传记载，陆机入仕以前曾长期闭门读书，潜心著述，创作了《辩亡论》等重要作品。其拟古诗以成组方式对前代五言古诗进行模拟，是早期文人系统拟写古诗的重要实践。有关篇数，后世文献著录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认为陆机原有拟古诗十四首，而《文选》“杂拟”类保存了其中十二首。无论具体篇数如何，这组作品都表明，拟古在陆机笔下已不再是偶然的句法借鉴，而成为具有明确对象、完整规模和自觉意识的创作行为。
陆机拟古诗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对既有文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艺术转换。他在主题设置、基本情境和部分语词意象上承续原作，却并未完全复制古诗的表达方式。与《古诗十九首》较为自然质朴、含蓄浑成的语言风格相比，陆机的作品往往具有辞藻繁富、对偶严整、结构清晰和层次分明等特点。这种变化既与西晋文学趋于华美精工的整体风尚有关，也体现出陆机有意在拟写过程中展示个人才力的创作意识。
因此，陆机之“拟”并非单纯追求与原作相似，而是在尊重原有篇旨的基础上重新安排诗歌结构、扩展语言表现，并强化作者自身的审美个性。他对古诗的接受与改造，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拟古范式：拟作既须使读者辨认出其所本，又不能完全丧失创作者的主体声音。后世所谓“拟篇法”，正是在保留原篇基本轮廓的同时，通过辞采、意象、结构和情感的重新组织，使旧题获得新的表现形态。
不过，陆机对语言形式的精心经营也带来了相应问题。当诗人过分追求辞藻的华美和篇章的严密时，原作中自然流动的情感可能被繁复的修辞所遮蔽。部分篇章虽然句法工整、层次井然，却偶尔显露出意象衔接不够自然、语意转折略显刻意的现象。这也是后世批评者认为陆机拟作存在拼接痕迹、缺乏浑成之美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的争议，并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陆机，而是涉及拟古创作的根本问题：拟作者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作，又应当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进入东晋以后，玄言诗逐渐成为文坛的重要诗歌类型，陆机拟古诗所受到的直接关注相对有限。当时关于陆机诗歌的评论，也较多集中于潘岳、陆机二人文学成就的比较，尚未形成系统的拟古理论。然而，陆机所建立的拟古方式并未因此中断。南朝时期，随着文人创作意识进一步增强，拟古逐渐成为重要的诗歌实践。陶渊明《拟古九首》、鲍照《拟古八首》以及其他文人的拟古作品，虽然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各具特点，却都说明成组拟写前代诗歌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延续性的创作传统。
南朝文学批评和选本编纂进一步巩固了陆机拟古诗的地位。《文选》将陆机拟作收入“杂拟”类，不仅保存了这些作品，也在文体分类层面确认了它们的典范价值。钟嵘等批评家对陆机诗歌的辞采和才力给予较高评价，使其作品逐渐成为后世讨论西晋诗风以及拟古创作时无法回避的对象。陆机拟古诗由个人创作转化为文学史上的典型文本，与南朝文学选本的传播和批评话语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
后世评论者还逐渐注意到，陆机拟古诗并非完全脱离现实。陆机入洛以后，西晋政局持续动荡，政治权力频繁更迭，其个人仕途与生命处境也受到深刻影响。部分拟作虽然沿用了古诗中宴饮、离别、失意和人生短暂等传统主题，却可以联系陆机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理解。诗中关于时光流逝、人情变化、富贵难常以及贵贱易位的书写，既是对古诗题旨的继承，也可能寄寓着诗人面对现实动荡时产生的忧惧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