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攀龙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后，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讨论。王世贞对这一论断颇为认同。他曾在《梅李豹居诸集序》中回忆自己早年论诗时，以盛唐为最高准则，后来却对五言古诗问题产生疑惑；及至读到李攀龙“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才有豁然开朗之感。王世贞进而认为，三谢诗歌的整饬华美、陶渊明诗歌的闲雅自然，已足以成为五言古诗不可逾越的典范。这说明，在五言古诗的体格判断上，王世贞与李攀龙基本保持一致。王世贞又在《艺苑卮言》中称李攀龙此论“褒贬有至意”，由此可见，二人虽在具体诗学意见上不无差异，但在“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一关键判断上，立场大体相同。
从创作实践看，李攀龙的五言古诗也与其诗学主张相互印证。他对《古诗十九首》极为重视，并以拟作方式加以追摹。据其自述，其创作原则是“其文则十九首，而以属辞辟之”。李攀龙虽一向不甚推重宋诗，但这种以古人原作为基本范式、在辞句与结构上重新组合变化的写作方式，仍可看出某种近似于宋人所谓“夺胎换骨”的意味。其《古诗后十九首》便是较为典型的例证。此组诗在篇章结构、语词取用、情感表达等方面，均明显以《古诗十九首》为摹拟对象。
如《古诗后十九首·其一》云：
行行万余里，依依梦故乡。
见君累长夜，携手立彷徨。
寤言心尚尔，忽在天一方。
越鸟东南飞，胡马鸣相望。
眄睐人自好，弃捐人自老。
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
思君度餐饭，岁月漫浩浩。
慷慨即别离，故乡勿复道。
此诗从起句“行行万余里”开始，即显然承袭《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的语意和声情。全篇所表现的离别、远行、思念、迟暮之感，也基本没有超出原作所开拓的情感范围。其用语与《行行重行行》多有相近之处，甚至在整体情绪的展开方式上，也呈现出较强的摹古色彩。由此可见，李攀龙所谓五言古诗之“古”，并非泛指古体形式，而是以汉魏古诗，尤其以《古诗十九首》为核心范本。
当然，李攀龙这一论断也引起了不少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钱谦益。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指出，如果李攀龙以萧统《文选》所录古诗为真正的“古诗”，并据此断言唐代无古诗，那么是否也可以说魏有魏的古诗而无汉代古诗，晋有晋的古诗而无汉魏古诗？钱谦益的质疑，实际针对的是李攀龙过于截然的诗史划分。他认为，若将汉魏古诗与唐代古诗之间判为鸿沟，便容易割裂诗体发展的连续性，也会忽视后代诗人在继承古体传统时所形成的新变。
从这一争议可以看出，李攀龙的诗学观念具有鲜明的辨体意识。明代前后七子的诗论及选本，本已逐渐重视对不同诗体的区分；至李攀龙，其辨体观念更趋明确。《选唐诗序》正是从具体诗体出发，对唐代各体诗歌加以分别评判。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并不是简单否定唐诗成就，而是试图强调汉魏五言古诗与唐代五言古体之间的体格差异。在李攀龙看来，唐人虽能创作古体诗，却未必真正保存汉魏古诗的本色；唐代五古自有其时代风貌，却已不同于《古诗十九首》、建安、正始以来的古诗传统。
然而，这一判断的局限也十分明显。李攀龙过分推尊汉魏古诗，并以之作为衡量五言古诗的最高尺度，因而容易将唐代五言古诗的变化理解为对古法的偏离，而非诗体在不同时代中的自然发展。王世贞等人对其论断的赞赏，体现了明代复古诗学对体格纯正的追求；钱谦益等人的批评，则揭示出这种复古观念可能导致的狭隘之处。综合来看，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在诗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其结论是否完全成立，更在于它推动了后人对五言古诗体制、源流及时代差异的进一步辨析。其创作中对《古诗十九首》的集中摹拟，也正是其诗学理论在写作实践中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