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坛虽然复古思潮盛行，但不少诗论家并不主张机械拟古。在他们看来，拟古一旦流于形式摹仿，不仅会妨碍诗人真实情感的抒发，而且容易造成因袭剽窃之风，对诗歌创作产生消极影响。王世贞虽认同陆机诗歌存在篇章繁多、文辞芜杂的问题，却进一步指出，其根本弊病仍在于过度模拟古人。由于创作受到既定范式的限制，作品往往缺少自然流露的情致，也难以充分表现诗人的个体情感。
王世贞论诗重视才思与格调，同时崇尚真情和辞达，强调创作主体应当“深于情、富于辞、沉于思”。这一主张不仅关注诗歌形成之后的艺术风貌，也着眼于诗人在创作之前所应具备的才力、情感与思致。从这一标准出发，陆机虽素以才华富赡著称，但其部分拟古诗过度追求文辞铺陈与形式摹仿，因而呈现出繁缛有余而自然不足的特点。作品未能充分达到情感深厚、文辞充实、思虑沉潜的境界，也就难以形成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明代诗论家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偏重形似、缺乏独创性这一方面。首先，部分论者认为，陆机拟古过度依赖古诗的辞藻、章法与表现方式，虽然在形式上力求接近原作，却未能建立鲜明的个性风貌。朱谏在论述拟古诗的发展时指出，汉以前所谓古诗，主要指《诗经》三百篇；汉代以后，则逐渐以苏武、李陵等人的诗作为古诗典范。晋代陆机、陶渊明等人的拟古作品，或沿用古诗的语言加以发挥，或承袭古诗的意蕴进行敷演。由于历代作者的才质、气禀各有厚薄，其语言、议论、声情与感慨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使竭力仿效，也难以完全达到古人的艺术境界。朱谏由此认为，陆机等人的拟古创作虽然用力甚勤，却终究受到时代才质与模拟方式的制约。
这一论述实际上涉及拟古创作中的两重矛盾。一方面，拟古要求作者与古人保持一定联系，在语言、题材和风格上体现古意；另一方面，诗歌又必须出于作者自身的情感与才性，否则便容易沦为形式上的复制。陆机拟古诗在辞采、结构和声调方面多有经营，但明代批评家更关注其是否能够超越古人既有的表达方式。若作品仅在外在形貌上接近古诗，而缺乏由现实感受生发的独立情思，便难以获得真正的创造意义。
其次，明代诗论家常将陆机与陶渊明并置比较，并以陶渊明的拟古诗作为更高的艺术参照。许学夷指出，陶渊明退隐之后所作诗篇，往往寄寓悼念时事、感伤现实之意。由于诗人不愿直接显露讽谏意图，故以“拟古”等题目加以寄托。陶渊明的《拟古》虽以拟古为名，却未必逐篇对应某一具体古诗，其重点不在摹仿前人，而在借古题抒写个人怀抱。与之相比，陆机等人的拟古诗大多具有明确的拟作对象，创作中也表现出与古代作者相互争衡的意识。
这种差异说明，陆机与陶渊明虽然都采用“拟古”这一创作形式，其艺术取向却并不相同。陆机较为重视对原作辞采、章法和声调的模拟，希望通过精密的艺术加工重现古诗风貌；陶渊明则更多借助古题寄托现实感慨，使拟古成为抒写个人性情的一种方式。因此，陆机之作往往显示出较强的拟作意识，陶渊明之作则更接近自抒怀抱。明代诗论家崇尚性情与自然，因而普遍认为后者更能体现诗歌创作的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明人对陆机的批评并非完全否定其才华及其在拟古诗发展中的地位，而是针对拟古创作可能出现的形式化倾向提出警示。在复古思潮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诗人若只重视古人作品的外在面貌，便容易以辞藻替代情感，以格调掩盖性灵，最终使复古演变为模拟和剽窃。陆机拟古诗因具有明确的模仿对象，又以辞采繁富、组织严密见长，遂成为明代诗论家反思“形似”问题时的重要例证。
由此可见，明代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实质上已超越对某位诗人的个别评价，而进入对拟古创作原则的理论讨论。明人借陆机与陶渊明之比较，逐渐辨析了模拟古人和抒写自我之间的界限，并强调拟古不能停留于辞句、声调与章法的摹仿，而应将古人艺术经验转化为诗人自身的情感表达。只有在继承古法的同时保持主体性，拟古诗才可能摆脱形似的束缚，获得新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