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的角度来看，清代学者关于陆机拟古诗的论述较前代更为周密。他们在吸收既有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对陆机拟古诗的价值与局限作出了较为辩证的评判：一方面指出其拟古多偏重形貌摹写，未能充分传达古人诗歌内在的精神气韵；另一方面又承认陆机在拟古诗发展史上的开创意义，认为其创作构成了后世拟古理论展开的重要起点。
清人对陆机拟古诗的第一层批评，集中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陆机拟古虽然能够在字句、体式和格调上追摹古诗，但在情感根源与精神意绪方面，往往未能真正达到古人诗歌自然流出的境界。换言之，陆机之作虽具古诗之形，却未必尽得古诗之神；其创作更多呈现出模拟的工巧，而较少显现出由自我胸臆自然生发的真情。
吴淇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具有代表性。他明确指出，“拟诗始于士衡”，承认陆机在拟古诗史上的先导地位。吴淇将拟诗比作临帖，认为古人作字，自有古人之形与古人之神；后人临摹时，首先应尽力消解自身笔意，纯依古人之形，再以自身之神去体会古人之神，使二者融为一体，方可称为佳作。若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仅借古人形式寄托个人意趣，便容易流于貌合神离，甚至近于“借古作伪诗”。在这一意义上，吴淇虽肯定陆机拟古诗的开创之功，并认为其中不乏冲淡古雅、情景相融之处，却仍以“形神合一”为标准，对陆机拟古诗的内在不足有所保留。
方东树的批评则更强调诗歌创作中的“自道己意”。在他看来，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拟古或用古，虽取法前人，却并非机械模拟，而是以强健笔力和精妙文法抒写自身怀抱。其诗意脉清楚，情思有归宿，读来令人了然。与此相比，某些拟古之作虽然表面上沿袭古人格调，却缺乏真实托意，容易显得客气浮泛，不能从作者自身情性中自然流出。方东树因而认为，曹氏父子借乐府旧题叙述时事，自成一体；李白《古风》、张九龄《感遇》虽承古意，却皆能寄寓自我怀抱，与咏史一类作品相通。陶渊明《拟古》亦是借古人格调而作自家诗，因而具有独立价值。相较之下，陆机拟古诗在托意与自我表达方面仍显不足，未能像陶、杜诸家那样将古人形式转化为自身情志的自然呈现。
由此可见，清人论陆机拟古诗，并非单纯否定其文学价值，而是在承认其拟古开端意义的同时，进一步从形神关系、情志表达和诗法传承等层面揭示其局限。他们对陆机的批评，实际上推动了拟古理论的深化：拟古并不只是对古人语言、体式和风貌的摹仿，更重要的是在取法古人的基础上融入主体情感，使古人格调与个人性情相互贯通。只有如此，拟古之作才能摆脱依傍前人的痕迹，成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