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论家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主要围绕拟古的方法、创作主体的情志表达以及拟作能否超越原作等问题展开。朱谏在梳理历代拟古诗发展脉络时，区分了不同诗人的拟古取向，指出陆机拟古重在辞采，陶渊明拟古重在意蕴，李白拟古则具有较为充沛的才气。就陆机而言，其拟作虽然讲究辞藻和篇章形式，却因过度追求字句与体貌的相似，未能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由此，陆机拟古诗在艺术形式上较为工整，却难以达到陶渊明拟古诗自然浑成、意蕴深厚的境界。
朱谏还从古诗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考察文人拟古创作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汉代以前以《诗经》为古诗，汉代以后则多以苏武、李陵等人的五言诗为古诗。陆机模拟古诗，虽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但其模拟主要落实于字句、篇章和辞采，未能充分把握古诗内在的情兴与神韵。正因如此，陆机拟古诗在明代部分诗论家所建立的古诗谱系中并未获得很高评价。其创作既未能鲜明地抒发个人性情，也可能因拘泥于既有形式而限制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不宜被视为后世拟古创作的最高典范。
许学夷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同样建立在重视性情与神韵的诗学立场之上。他认为，拟古不应停留在字句摹仿和外在形式的复制层面，而应借古人之体抒写自己的情怀，使作品具有真切的情感和自然的兴会。在他看来，陆机拟古具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注重形貌上的相似，二是怀有与古人争胜的创作心态。然而，若过度追求形似，便容易受原作体制束缚；若一味意图胜古，又可能流于雕琢和用力。陆机拟古诗虽才气充溢、辞采华美，却因情思不足而未能真正超越原作，也难以达到情兴自然、神韵悠远的境界。
许学夷对陆机的批评，并非全盘否定模拟文学的价值。他承认文学创作必须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同时强调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文体规范。例如，乐府诗应当具有古雅之气，汉魏诗歌应保存相应的古朴色泽，北朝乐府则以质朴刚健为主要风格。由此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学习古人，而是脱离创作主体性情、单纯摹拟古人字句的做法。在这一诗学标准下，陆机虽然开文人系统拟古之先河，却因偏重形式模拟而未能充分实现由继承到创新的转化。
与许学夷的批评有所不同，王世贞在重视诗歌法度的同时，也主张在复古过程中实现创新。他并不完全排斥拟古，而是将其视为学习诗歌体制、声律和语言的重要门径。针对明代诗坛因复古而滋生的剽窃、沿袭现象，王世贞提出一系列创作标准，意在区分合理的学习与机械的模拟。在他看来，学古者既要熟悉古人法度，又不能丧失自己的情思；既要掌握不同诗体的基本规范，又不能受既有字句拘束。拟古的意义不在于复制古人作品，而在于通过学习古人之法，形成具有主体精神的艺术创造。
王世贞还比较了拟古诗与拟乐府在创作上的难易。他认为，古诗及五言乐府体制相对稳定，题旨和情意也有一定规范，拟作者不易随意改变，因而创作难度较大；铙歌和其他乐府杂曲的体式相对灵活，内容也较易变通，拟作者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他说：
“拟古惟古诗及乐府五言为难，而铙歌及乐府杂言为易。盖古诗及乐府五言，体有常法，而意未可移，故拟者不能自如，而其情易疏。”
这一论述表明，王世贞已经注意到拟古创作中“法”与“情”的矛盾。古诗及五言乐府有相对固定的体制，拟作者若过分拘守其法，便可能导致情感疏隔；若完全脱离其法，又会失去拟古的文体依据。因此，拟古既需要尊重原有诗体的规范，又必须使创作主体的情思自然融入其中。只有在法度与性情之间取得平衡，拟作才不至于沦为字句摹仿。
黄省曾对陆机的评价则较为肯定。他继承并发展钟嵘关于陆机诗歌的论述，认为陆机虽然格调和气骨稍显薄弱，但才华出众，辞采华美，且具有清新的语言和深沉的思致。他说：
“士衡少有异才，闭关积学，翩翩入洛，即悚叹群彦矣。其诗躭华萃奇，格气稍弱而秀言清思，渊浩不竭，安仁、景阳所不逮也。故钟嵘品为太康之英，信矣。又谓所拟古诗十二首，温丽悲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予诵至‘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神会意灵，虽士衡亦不知其何缘得此。”
黄省曾既承认陆机诗歌存在格气稍弱的问题，又充分肯定其拟古诗温丽、悲远的艺术风貌。在他看来，陆机拟古并非只有形式上的摹拟，其中也不乏能够引发审美感受的清思与神韵。“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等诗句，正体现出陆机在拟古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艺术意境。黄省曾的评价说明，陆机拟古诗虽然在气骨和情兴方面受到批评，却仍以华美的辞采、细密的构思和含蓄的情韵获得部分明代诗论家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