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诗歌创作贵在抒发真实情感，不宜一味拟古；若专以拟古为能事，便可能导致诗道衰微，使作品流于形式而缺乏性情。由此可见，后世对拟古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声调重复、情感不足以及古诗本身成就过高、后人难以企及等方面。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诗学中尊古卑今的观念，也体现出论者对诗歌真情与主体创造性的重视。
不过，陆机拟古诗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机械模拟。历代学者虽对其多有批评，但亦不乏肯定之论，认为其作品在诗歌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陆机拟古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其较早地确立了拟古创作的范式；其次在于其促使后世对拟古传统与拟古理论进行持续反思。历代论者在比较陆机与江淹拟古诗时，往往进一步牵涉曹植、陶渊明、杜甫、李白、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等人的创作，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相对完整的拟古传统。
从具体倾向看，陆机拟古多重形似，江淹拟古则较重神似，陶渊明拟古更偏于自抒怀抱。三者分别代表了拟古创作中不同的取径：或重在摹拟古人辞采与声调，或重在把握古人神理与风致，或借古题以寄托自我情怀。正是在这类比较与辨析中，后世拟古理论逐步得到建构。论者普遍认为，拟古不应止于字句规模，而应体会古诗神思，并融入创作者自身的情感与识见；在方法上，可以由形似入手，而最终应通向神似，因为神似较形似更能体现诗歌生命力。同时，拟古还须注意诗体特征与原作风格，既不能全然脱离古题，也不能拘泥于古题而失去自我。
马星翼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拟古之作偶尔为之尚可，不宜专门从事。其弊端大体有二：一是拘泥古题而不能自出机杼，二是虽求变化却与题旨相背。他以汉诗《上留田行》为例，指出曹丕、李白皆曾拟作，但各有体貌、各抒胸怀，并不必借古题之名而自限。至于张协《拟四愁》一类作品，若只是勉力模拟字句而稍有偏失，便容易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狗”的境地。诗歌本以达意为本，若能够充分表达情志，便无须先立古题而后勉强附会；若泥于古题，是一弊；若与题意相背，又是一弊。这一看法并非全盘否定拟古，而是强调拟古应有尺度，应在师古与师心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陆机拟古诗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评价陆机个人创作得失，更在于推动了后世对拟古问题的理论思考。围绕陆机拟古诗，历代论者不断辨析形似与神似、模拟与创新、古题与己意之间的关系，使拟古由单纯的创作现象逐渐上升为具有理论内涵的诗学问题。陆机拟古诗虽有声调重复、情感不够深挚等可议之处，但其在拟古传统形成中的开创性作用不可忽视。正因如此，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与接受，构成了中国古代拟古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