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宋美龄跟蒋鼎文到达西安之后，张学良前去接机，刚见面，张学良便跟蒋鼎文打趣道：“你真是个好汉，竟然不怕死，还敢回来！”没想到蒋鼎文却表示：“我是小好汉，你是大好汉！”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枪声划破了临潼华清池的夜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连同随行的几十位军政大员全部扣押。在这个被一锅端的国军高官名单里，自然也包括了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扣押领袖无疑于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群情激愤，喊杀声震天。蒋鼎文作为中央军的铁杆嫡系，身陷囹圄，生命安全完全失去了保障。那时候的西安城，对中央军的高官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
消息传回南京，何应钦等人勃然大怒，立刻调兵遣将，主张武力讨伐。大批轰炸机在洛阳机场挂弹待命，随时准备对西安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一下，不仅西安城的老百姓面临灭顶之灾，连被扣押的蒋介石本人也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炸弹可不长眼睛，一旦南京方面真的动手，所有人都得玉石俱焚。
在这个节骨眼上，最急需的，是一个绝对信任、在南京又有着极高地位的人，能够带着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突围出去，强行叫停何应钦的轰炸计划。
挑选来挑选去，重任落在了蒋鼎文的肩上。张学良心里也非常清楚，一旦南京方面开启战端，和平解决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于是，张学良同意放行，让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信件飞回南京。
这对于蒋鼎文来说，简直就是一次绝处逢生。一个原本脑袋已经挂在裤腰带上的阶下囚，突然获得了自由。只要他回到南京，凭借他的资历和地位，依然是高官厚禄，依然能在安全的后方安稳度日。西安这个龙潭虎穴，换做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躲避都唯恐不及，绝对不可能再起半点回去的念头。
蒋鼎文确实不辱使命。他一路颠簸赶回南京后，第一时间将手谕交给了何应钦，并苦口婆心地陈述西安的真实局势，最终艰难地稳住了南京军界的情绪，让轰炸机群停止了行动。
按理说，送完这封“救命信”，蒋鼎文在西安事变里的历史任务就该圆满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常人的逻辑。为了彻底化解危机，宋美龄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亲自飞赴西安救夫。这是一个连遗嘱都写好了的决绝之举。临行前，宋美龄甚至交待随行人员，如果遇到叛军哗变，请立刻开枪打死自己，以保全名节。
宋美龄深入敌营，急需一位有分量、有胆识、且熟悉西安情况的军政大员陪同前往。就在南京许多官员纷纷退避三舍、唯恐引火烧身的时候，刚刚逃出虎口的蒋鼎文站了出来。他主动请缨，要求陪同夫人重返西安。
这一转身，体现出了真正的胆色。蒋鼎文比任何人都清楚西安内部的凶险。张学良或许能讲规矩，但手下那些早就红了眼的少壮派将领，对中央军的高官可谓恨之入骨。他第一次被抓是措手不及，侥幸出来送个信。这回如果再一头扎进去，万一谈判破裂，或者底下人背着张学良痛下杀手，他绝对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那架飞往西安的飞机。
正是因为了解这背后的重重杀机，当张学良在机场冷不丁看到蒋鼎文走下飞机时，内心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在军阀混战、朝秦暮楚的年代，背信弃义、明哲保身的事情大家见得太多了。张学良原本以为这个刚刚逃脱牢笼的人肯定在南京躲得严严实实，绝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胆量飞回来。
“好汉”这个词，在张学良这位东北大汉的词典里，分量极重。这是一种对男人骨气、胆略和忠诚的最高级别认可。张学良那句脱口而出的打趣，实际上是一句发自肺腑的敬佩。他敬佩这个对手在生死关头没有认怂，敬佩他在最危险的时刻依然履行着军人的担当。
而蒋鼎文的那句“我是小好汉，你是大好汉”，则堪称民国时期高情商应对的经典。
短短十个字，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蒋鼎文自称“小好汉”，既大方承认了自己确实具备孤身犯险的胆色，也没有在对方面前显得过于骄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捧了张学良一句“大好汉”。这既是对张学良敢于把天捅破、将国家领袖扣押起来这种惊天壮举的调侃，也带有一丝缓和极度紧张气氛的政治智慧。
要知道，当时的西安依然是张学良的地盘。蒋鼎文身在屋檐下，必须给足对方面子。这句幽默的对答，瞬间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把剑拔弩张的政治对立，巧妙地化解为了一种带有江湖侠气和英雄相惜的平等对话。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原本凝重的接机气氛也随之一松。
随着宋美龄的到来，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转机。在各方势力的反复斡旋下，国家最终避免了陷入全面内战的万丈深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曙光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