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多人都为吴石将军的牺牲而惋惜，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牺牲后仅仅8天，台北马场町的同一片黄土上，倒下了另一个更重磅的人物——陈仪，陆军二级上将，浙江省主席。

陈仪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他穿着囚服，脚上的镣铐很重，每走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响声。天还没亮透，远处是灰蒙蒙的山影。押他的士兵很年轻，始终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想起汤恩伯。不是恨，是种说不出的空洞。那个他一手带起来的人，如今正坐在某个办公室里，或许正盘算着下一步的高升。陈仪甚至能想象出他报告“逆党伏法”时那种刻意挺直的脊背。人生真是荒唐，你种下一棵树，最后它长得歪歪扭扭，反倒把你院墙给撑塌了。刑场到了。就是一片黄土坡，草都没长几根。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铁锈味，不知道是不是前些日子留下的。他看到不远处站着几个人影，是监刑的官员。蒋鼎文端着酒食走过来，他认得这个老相识。但他不需要这个。断头酒喝下去，滋味也是苦的。他摆了摆手，只说，打头吧，利索点。最后那一刻，他眼前闪过的不是一生的戎马倥偬，不是那些显赫的头衔，而是福建乡下一条雨后泥泞的小路。那是很多年前了，他去视察，看见一个老农蹲在路边哭，因为他仅有的半袋米被过路的溃兵抢走了。陈仪当时下了车，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了老人，可他知道那没用。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此刻又清晰地回来了。他后来的所有选择，或许从那时就已埋下种子。他不想再看到那样哭泣的脸。枪响了。声音很脆，在清晨的寂静里传得很远。他倒下时，脸贴着冰冷的土，意识最后消散前，他仿佛听到很远的地方，有鸡在叫。新的一天开始了，只是跟他再也没有关系。消息传到汤恩伯那里时，他正在开会。副官附耳低声说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轻轻点了点头，示意会议继续。桌上文件很多，他拿起一份，看了几行，却发现一个字都进不了脑子。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洇开一小团墨迹。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屋子里空荡荡的。妻子王竞白已经走了，带着孩子，什么都没留下。客厅茶几上，一个白瓷花瓶下面，压着一张很薄的纸。他抽出来，上面是妻子娟秀的字迹，只有一句话：“书房柜顶，有父亲留给你的东西。”他走进书房，搬来凳子，在柜子顶上摸索。手指碰到一个冰凉的硬物。拿下来，是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生了锈。打开，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枚很旧的陆军领章，边缘都磨白了。那是他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陈仪亲手给他别上的。他记得那天阳光很好，陈仪拍着他的肩膀，笑着对周围的人说：“看，这是我为中国培养的将才。”汤恩伯握着那枚领章，在黑暗的书房里站了很久。领章的别针有点松了，尖端刺进了他的掌心，微微的疼。他把领章放回盒子，盖上，想扔进垃圾桶，手举到一半，又停下了。最后，他把盒子塞进了书架最底层，用几本厚书严严实实地挡住。做完这一切，他走到窗边。台北的夜，灯火稀稀拉拉。他想，这件事总算过去了。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是过不去的。它不会大喊大叫，只会像那枚生锈的别针，藏在你心里最看不见的角落，在每一个你试图忘记的时刻，悄悄地，刺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