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军长高吉人重伤被俘,住院时,他遇到了部下,悄悄对他说:“粪坑水位每三月下降一次,咱们钻粪坑逃跑,如何?”
高吉人醒过来的时候,窗外飘着碎雪。
胸口的绷带渗着暗褐色的血痂。
这是鲁南的后方医院,几间民房改的,茅草屋顶漏着风。
他是在陈官庄突围时中的枪。
左胸挨了一枪,倒在冻硬的泥地里,被解放军战士从死人堆里拖了出来。
医院里混住着双方伤兵,空气里飘着脓血和霉烂的气味。
门口有看守,跑不出去。
高吉人很少说话。
每天半躺在床上,盯着窗外那方小天空。
他是七十军军长,打了半辈子仗,没想到栽在了淮海的雪地里。
伤稍好,他能拄着拐杖下地了。
每天慢慢挪到院子里晒太阳,实则在看地形。
当兵的本能,走到哪儿都先找退路。
那天他看见了华心权。
原第八军副军长,腿上挨了一枪,也在这儿被俘。
两人目光一碰,都没作声。
华心权挪到他身边,背对着看守,声音压得极低。
军座,院墙高,外面有岗,跑不出去。
高吉人没应声,目光落在院角的粪池上。
青砖砌的粪池,半人高,搭着两块木板。
臭气老远就能闻见。
他观察快两个月了。
医院人多,每三个月有农民来掏一次粪。
掏完水位降下去,池壁上会露出一截陶土排污管,直通院墙外的野地。
管口大小,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爬过去。
华心权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满脸疑惑。
高吉人收回目光,慢慢往病房走。
进了屋,确认没人,他转过脸,声音轻得像落雪。
粪坑水位每三月下降一次,咱们钻粪坑逃跑,如何?
华心权愣住了。
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堂堂副军长,钻粪坑这种事,他想都没想过。
那里面都是屎尿啊。
高吉人平静地看着他。
你想留在这儿,等着审判,老死在北边?
华心权沉默了。
他靠在墙上,腿上的伤口隐隐作痛。
尊严和命,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撞。
第二天一早,华心权红着眼睛来找他。
哑着嗓子,只说了一个字。
干。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悄悄准备。
高吉人弄来一小瓶医用酒精,华心权攒了粗粮馒头和两件粗布衣裳。
头天下午,农民来掏粪了。
舀了两个时辰,水位降下去大半,黑黢黢的管口露了出来。
当天夜里,轮到个年轻战士看守。
华心权把人叫到门口,说伤口疼要热水,又拿出酒精劝他暖身子。
小战士没心眼,两口下去就晕乎乎靠在墙上睡着了。
高吉人走出来,冲华心权使了个眼色。
两人摸着黑,往院角的粪池挪。
夜里风大,粪池边结着薄冰,滑得很。
高吉人先爬下去,冰冷的秽物没过腰,黏糊糊的,熏得胃里翻江倒海。
华心权咬着牙,也跟着滑了下去。
管口在侧面池壁,刚到胸口高。
高吉人侧过身,先钻了进去。
管道又窄又黑,满是干结的秽物,每挪一寸,胸口的伤口都像被刀子扎。
冷汗混着脏东西往下流,蛰得伤口火辣辣地疼。
他不敢停。
后面是囚笼,往前才是活路。
十几米的管道,他们爬了半个时辰。
终于,前面透出一点微光。
出口在荒草里,对着一片乱葬岗。
高吉人先摔出来,大口大口喘着气。
冷风一吹,身上的秽物很快结了冰碴,冻得牙齿打颤。
华心权跟着爬出来,趴在地上吐得撕心裂肺。
高吉人扯过粗布衣服裹上,哑着嗓子说。
别吐了,快走,天亮就麻烦了。
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挑荒草地钻,连夜往南走。
昼伏夜出,靠乞讨和偷地里的红薯活命。
伤口反复发炎,两人一路走得跌跌撞撞。
走了一个多月,两人瘦得脱了形,像两个叫花子。
没人认得出来这是两个国军将军。
他们终于摸到了国军防区。
后来辗转去了南京,又跟着溃退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蒋介石重新给了他们官职。
高吉人做了金门防卫副司令官,华心权也做到了警备副总司令。
旁人眼里,他们是九死一生的英雄。
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件事,成了两人烂在肚子里的秘密。
从那以后,高吉人再也闻不得粪肥的味道。
一闻到,就想起那个漆黑的冬夜。
想起自己浑身沾满秽物,在狭窄管道里一点点往前爬的样子。
阴雨天,他的胸口总会疼。
疼的时候,他就坐在藤椅上看雨。
想起一九四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他没想过尊严,没想过自己是军长。
他只想活着。
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活着比什么都重。
为了活着,人什么都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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