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这个女人在牢里扛了278天酷刑，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皮肉。突然有一天，她抬头说了句：别打了，我都说，但我要见三哥。特务们乐疯了，以为铁树开了花。结果见面那一刻，他们全傻了眼，后悔得直拍大腿——这哪是什么上线，分明是来送最后一程的亲人。
 
萧明华是浙江嘉兴人，1922年生。家里孩子多，她最小，上面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日子苦，但她读书拼命，从开封师范念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又被台静农看中推荐去了北师大。

在北师大，她认识了哥哥的同事朱芳春——表面是心理学教授，实际上是地下党员。1947年，萧明华入党。1948年，组织决定派人去台湾开展工作，她和朱芳春都在名单上。
 
26岁，她放弃了毕业典礼，登上了去台湾的船。到了台湾，萧明华的公开身份是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教师。白天讲课，晚上整理情报。她和朱芳春对外以夫妻相称，实际上组建了地下工作小组。

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他们先后六次通过香港向大陆送出重要情报——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还有一份极其珍贵的台湾兵要地志图。这份地图是日军占领时期绘制的，后来落到国民党手里，被层层保管。萧明华想办法弄到手，拍了照片，装进特制容器送了出去。
 
1950年2月，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变节，供出了四百多名情报人员。2月4日，萧明华在宿舍和三哥萧明柱一起过生日，两个陌生人突然上门，说要找“于教授”。萧明华心里一紧——于非就是朱芳春的化名。她镇定地把人打发走，当晚就让朱芳春撤离。两天后的深夜，特务包围了她的宿舍。
 
特务们破门而入的时候，萧明华做了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她走到阳台，把晾了一天的旗袍收了进来。特务们以为她是怕冷，没当回事。

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她和同志约好的暗号：旗袍在，安全；旗袍不在，赶紧撤。外面的同志看到旗袍不见了，就知道出事了。
 
萧明华用自己的被捕，换来了战友的安全撤离。
 
接下来的278天，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她被人称“阎罗殿”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关押。特务们把所有刑具都用了一遍——电椅、老虎凳、辣椒水灌鼻子、竹签钉进指甲缝、连续五天五夜不许睡觉。

手臂和手腕断了又好、好了又断。有个看守所打杂的老太太后来跟人说，亲眼看见萧明华被吊在房梁上打，满脸是血，昏过去又被泼醒。可只要睁开眼，她就对着行刑的人笑。
 
特务们想不明白，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人，骨头怎么这么硬。
 
到了1950年10月底，特务们没了耐心。上头下了命令：既然撬不开嘴，毙了。萧明华听到消息，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为国捐躯的日子终于到了，死得其所。
 
但还有一件事没做完。还有一份紧急情报，藏在她脑子里，必须送出去。
 
特务拿来纸笔让她写遗书的时候，萧明华抬起头，声音嘶哑但清晰：我可以招，但得先见我三哥一面。特务们眼睛都亮了——熬了快三百天，终于松口了。他们立刻安排萧明柱来探视，躲在隔壁竖着耳朵听。
 
会见室里，萧明柱看到妹妹浑身没一块好肉、双手骨折变形，当场泪如雨下。萧明华扑进哥哥怀里放声大哭，诉说着监狱里的折磨。特务们站在不远处，以为这只是将死之人的情绪发泄。
 
他们没注意到，哭声掩护下，萧明华正用家乡方言快速说着什么。敌人的布防、特务机关的动向、还没暴露的同志信息——她用最后一口气，把最要紧的东西全部交代给了三哥。特务们一句也没听懂。
 
1950年11月8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萧明华被五花大绑押下车，衣服上血迹和泥巴混在一起，结成硬邦邦的壳。宪兵让她跪下，这个浑身是伤、瘦得脱形的女人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挣脱，踉踉跄跄冲向旁边的小沙丘。
 
枪声响了。那年她28岁。临刑前，她给三哥三嫂留下一封遗书：“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她在台湾吧。”
 
1982年9月，萧明柱护送妹妹的遗骨回到大陆。骨灰在台湾秘密保存了32年。中共中央调查部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块墓碑靠墙静立，背面只刻了三个字——“归来兮”。
 
特务们当初以为她松口招供，兴冲冲安排兄妹见面，结果被一句家乡话耍得团团转。等他们反应过来，情报已经送出去了。278天的酷刑没撬开的嘴，到最后关头还在往外传递情报——这帮人悔断了肠子，可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