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于右任从台北辗转飞抵重庆，一路风尘，鞋上还沾着机场跑道的土。他推开自家院门，手在门框上顿了顿。院子里落着一层薄尘，桌上的茶碗倒扣着，藤椅还摆在老地方。

屋檐下挂的那盏灯笼也没有点，墙角还搁着一把没收起来的蒲扇，四下没有一个人应声。

隔壁邻居听见动静，从门里探出头来："于先生，您可算回来了。太太和小姐等您好些天了，天天在院子里张望，一听见巷子里有脚步声就往门口跑。"

"她们去哪儿了？"

"前几天刚走的，说是投亲去了成都。"邻居顿了顿，叹了口气，又补一句，"您要是早几天到，就能碰上了。"

于右任站在门槛上，没再往下问。他转身走到巷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站了一会儿才挪动脚步。

于右任这年七十岁，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任上已坐了近二十年。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重庆城里一日数变。

官员仓皇撤离是常事，不少人是被临时催着登车上飞机，来不及安排家事。

朝天门码头挤满了扶老携幼的人家，行李堆得比人还高，票贩子在人群里穿梭叫价。

信件全靠人捎带，一封信在路上耽搁十天半月是常事，谁也没法约定一个确切的碰面日子，只能凭运气赶巧。

高仲林带着女儿于芝秀，在这栋老屋里等了很久，天天盼着院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母女俩没有电报，也没人专程送信，只能凭最后一次收到的口信，猜测他大概的行程。

院门每次响动，两人都要抬头张望，看清不是他，又低下头继续做手里的针线活。

街面一天比一天紧，隔壁院子已经搬空了大半，米铺和布店也接连关了门。

于芝秀几次提议先走，高仲林犹豫再三，最终点了头。母女俩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先一步动身去了成都。

屋里留下几件叠好的换洗衣裳，灶台边的茶碗、墙上挂的旧蓑衣，都没来得及带走，桌上那盏灯也没来得及点。

没有人说得清这几天究竟差在哪一步。

等于右任站到这扇门前时，原本触手可及的团聚，已经变成了邻居口中一句"前几天刚走"。

彼时的重庆已容不下一个人从容追赶，路上兵荒马乱，连雇一辆车都要排半天队。他在门前又站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转身回了台湾。

此后一家人分散在大陆、台湾、南美数处，书信辗转，音讯阻隔，一别就是十几年。

于右任在台北的官邸里读书写字，见客访友，日子照旧过，只是提起妻女时，话总说不下去。

高仲林留在陕西原籍，独自操持家务，一年到头，也只能靠远方托人带来的三言两语打听丈夫的消息。

十二年后，1961年，高仲林迎来八十岁寿辰。

这十二年里，两人只能靠辗转的书信互报平安，谁也没能踏上对方所在的那片土地。

于右任身在台北，写信给香港的老友吴季玉："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

信里又添一句，"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这封信辗转传到了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找来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让他以女婿的名义在西安为高仲林补办寿宴。

他特意叮嘱："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寿宴那天，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等二十余人到场，屋里摆了两桌酒席，高仲林被众人簇拥着坐在正中。

宴席上的照片，后来经香港的吴季玉几经辗转，捎到了台湾，于右任收到后满心欢喜。

于右任拿出妻子早年做的鞋袜，摩挲了很久，又提笔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64年11月10日清晨，于右任在台北病逝。

高仲林后来由组织安排回到三原老家，1972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自1949年那扇门前一别，两人此后再未见过一面。

参考资料：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相关记载；地方文史转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