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最可惜的一步棋！
蔡廷锴参加南昌起义，从头到尾就不是自觉自愿的。南昌起义前夕，他的第十师恰好驻扎在南昌城，被夹在叶挺和贺龙两支起义部队中间，想跑也跑不掉。
 
起义领导机关开会时，蔡廷锴勉强到会，长久不发言，内心根本不愿意。
 
起义当天，他的第十师也没有真正参加军事行动，只是严守中立。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他接受这个职务时表现得犹犹豫豫。
 
蔡廷锴在自传中写得很坦白：“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
 
一个本来就不认同起义主张的人，被裹挟着上了船，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下了船——这与其说是“叛变”，不如说是一个立场不同的人做出了符合自己信仰的选择。
 
南昌起义部队的成分本来就很复杂，蔡廷锴的第十师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与共产党没有多少渊源。
 
他不是共产党员，对起义没有认同感，要求他忠诚于一个他并不信仰的事业，本身就不现实。
 
更要紧的是，蔡廷锴脱离起义军的方式，跟当时国民党右派清党杀人的做法完全不同。
 
他没有杀害部队里的共产党员，而是把三十多名共产党政工人员扣押后，每人发了五十块大洋遣散费，和平释放。“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用这句话做了了结。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能做到不杀共产党人、还给路费放人，已经很说明问题。
 
再看蔡廷锴离开起义军之后做了什么。1930年，他出任第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血战三十三天，以三万兵力对抗日军七八万人，死伤万余人，日军也付出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的代价。当
 
时国民政府派何应钦来沪要求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蔡廷锴坚决拒绝。
 
他与蒋光鼐联名通电全国：“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
 
这一战，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
 
从南昌到上海，不过五年时间，当年那个“带走四千五百人”的蔡廷锴，成了全国敬仰的抗日英雄。
 
更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11月，蔡廷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事变之前，他派代表秘密会见彭德怀，表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
 
随后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成为第一个与红军实现合作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军队。
 
一个1927年从起义队伍中脱离的人，六年后却主动与红军联手反蒋——这种转变背后，是抗日救亡的大局压倒了党派之争。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他走完了一条从旧军人到抗日名将、再到新中国领导人的漫长道路。
 
历史评价如果只看1927年8月那几天，蔡廷锴就是一个“叛徒”。
 
但如果看完整的一生——北伐时率先攻入武昌城的猛将、淞沪抗战中顶住压力誓死抗日的民族英雄、福建事变中联共反蒋的民主斗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国级职务的爱国人士——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就完全不一样了。
 
南昌起义中蔡廷锴的脱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是一个立场不同的军人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对起义军造成了损失，这是事实。
 
但拿这一件事给他的一生定性，拿这一个判断失误去否定叶挺的全部判断力，拿这一支部队的脱离去否定十九路军后来的抗日功绩——这不是历史研究，这是历史碎片化。
 
革命史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同一件事，放在不同的时间尺度里看，意义也完全不同。
 
南昌起义的枪声拉开了武装革命的序幕，蔡廷锴的脱离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同样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