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成的可敬，最根本的在于他是自觉主动地先富带后富。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富如何带后富，由谁来带，怎么带，并没有什么顶层设计。为什么没有？可能觉得暂时不需要吧。

我记得那时候整个社会流行的是，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并不是“带领”群众致富。

所谓带头致富，就是自己先富起来，成为先富的一个群体。至于群众富不富，那是群众自己的事情，让群众自己去奋斗。

九十年代初，县里有关部门请我帮忙去采访当地一个村支部书记。我经过几天时间的采写，完成了了一篇人物专访。交稿的时候，负责审稿的领导看到一句话：“群众不富我不富，民贫我富是耻辱”。就说：“这句话不能这样表达，应该修改。现在提倡的是党员干部带头致富，他自己就不能致富，如何带动群众致富。”

我当时就觉得困惑。这是让党员干部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吗？他们是干部，资源多，人脉广，能力强，眼界宽，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他们不组织，不带领，让群众自己扑腾，群众都有致富能力吗？

但是，我知道自己普通百姓一个，是不敢提出什么质疑的。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整个社会，先富者确实是富了，而且富得令普通人不敢仰视；但贫穷者依然贫困。如果不是后来高层要求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真的会有人生活困难到缺吃少穿地步的。但是，对于社会上贫困户，那些被寄予带后富巨大期望的先富者，却没有人在意这些生活贫困的人。带后富只是一句口号，也没有告诉人家怎样带呀。

直到看到李连成的故事，才知道他就是为数不多的先富带后富典型人物。可这样的干部实在太少了。

先富带后富很难成为自发行动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

因此，先富带后富，必须是国家行为。国家出手了，方式方法会很多的。

李连成只是个例。对于其他占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更多资产的先富者，如果让他带后富，恐怕必须通过税收制度来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