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卸任不久的张群，来到台北市郊杨森的寓所小酌。
两人都是川籍，半生相交，老了有闭门谈心的基础，也有相近的心境。微醺之际，杨森问起一桩缠绕自己半生的旧事：蒋介石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把昔日拥兵自重、虎踞一方的四川诸元老，摆弄得七零八落，最终一一收入毂中？
张群放下酒杯，淡淡地说：“子惠，你我只看到眼前的调防、任免、饷项，殊不知那些都是结果······

杨森后来在《九十忆往》中追记，张群那次向他透露，蒋介石处理川事，从一开始就打定一个不容置疑的原则：四川绝对不能由一个四川人来统一，无论是刘湘、刘文辉，还是他杨森，谁都不能真正坐大。
张群告诉他：“蒋公亲口对我讲过，川局如同散沙，一把攥紧，反会从指缝漏走；抓起几颗捏住，便可任意支配。”
这个逻辑，奠定了随后二十年川局的一切翻云覆雨。
刘湘在1930年代中期借“二刘大战”击败刘文辉，表面上统一了四川，但蒋介石的支持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张群告诉杨森，当时国民政府拨给刘湘的械弹，有意控制批次，既不能让他战败，更不会让他轻松全胜，待到刘湘惨胜，已拖得民穷财尽，蒋介石的棋子便一颗颗落下。
说到这里，张群向杨森透露了当年参谋团入川的真实目标。
外界一直以为贺国光率参谋团和别动队进川，是为了督导“剿共”，张群告诉杨森：“那不过是名目。贺元靖的人马遍布川中各县，所有川军的兵力、防区、粮饷，甚至各位将领的私交与嫌隙，都摸得一清二楚。你们的一举一动，蒋公在南京比在成都看得还清楚。”
杨森在回忆录中坦白，当时自己虽已向中央输诚，仍感到背后发凉。蒋介石就是靠这种细密的情报渗透，把川军元老之间的宿怨和新仇全部转化为分化利用的杠杆，谁对谁有多少戒备，他就给谁多少甜头，或制造多少猜疑。
对杨森本人的安排，更是蒋介石制衡术的典型。张群向他透露，抗战爆发，二十军奉调出川抗战，淞沪、武汉、长沙一路血战，看似是抗日大义，内里却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
张群对杨森复述了蒋介石当年一句交底的话：“子惠在四川没有固定地盘，反而好驱使；让他到外面打几仗，他便只能靠中央。”
杨森在《九十忆往》中承认，一直到张群说出来，自己才恍然，为什么无论自己在第九战区打得如何艰苦，无论积功升至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始终不让他率部回川，反而接二连三塞给他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这类职务。
张群解释说：让杨森当重庆市长，是叫他制衡刘湘旧部潘文华等川康实力派；而偏不给他在四川腹地安置基本部队，则是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坐地虎”。如此，杨森虽位居高位，却始终是一枚漂浮在蒋氏棋盘上的棋子，根基、饷源、人事全系于中央。

至于刘湘之死，张群那次也有所透露。
他没有复述社会上的阴谋论，但明确告诉杨森：刘湘出川抗战后，其原有部队被拆解给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等部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职权完全被架虚。刘湘病重，焦灼惶恐兼而有之。
张群说：“蒋公当时认定甫澄（刘湘）在四川的根基太深，他若活着回川，省政便无法彻底中央化。让他在前方养病，同时把川军调往各处，便是断其归路。”
听到此处，杨森这才真正理解，张群为什么继任四川省主席一事会那样反复。蒋介石先是强行任命张群主川，等刘湘旧部七师长联名反对，掀起倒张风潮，便顺势退让，改由王缵绪代理省主席；王缵绪与潘文华等陷入内斗，川局再乱，蒋又断然将王缵绪撤职，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最后再让张群接任。
对于这个内幕，张群向杨森苦笑说：“蒋公把我当成一剂泻药，先让川康实力派泻掉元气，他再亲自来调理。”
对刘文辉、邓锡侯两人的运用，同样处处透出刻意制造的均衡。
张群追忆，蒋介石让刘文辉退守西康，看住藏边，同时保留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的位子，两人各有名分，彼此牵制。每年拨给西康的经费，必经过中央，数额又恰在“饿不死，坐不大”之间。对邓锡侯所部，则以整编名义不断缩编，调其部属离开川西。
张群评价说：“让刘自乾在康定提心吊胆，邓晋康在成都动弹不得，川康就没有真正的重心了。”

张群还提到财政上的一把软刀子。
自法币改革推行，川军饷项统一由军政部核发，谁听话，饷械准时；谁稍有保留，便用“运输困难”、“程序不符”拖欠数月。
张群说蒋介石曾经讲：“枪械与金钱，就是两根缰绳，不怕川马跑，拉一拉就回来。”杨森的二十军、潘文华的二十三军，都是在这种手段下一步步被削去独立性，要么被改编为中央军旁系，要么直接撤销番号。
得知这些内幕，杨森大为感慨，他后来写道：“岳军先生言此，语调和缓如说家常，而我则如大梦初醒。往日以为委员长只是手腕灵活，不想竟有如此长程之布局。”
张群最后对他很感叹地说：“委员长一生对谁都不放心，对川人尤其如此。他设计这套制衡体系，让四川终其之世不能复为独立王国。可他没料到，制衡来制衡去，把人心都制成了散沙，等到一九四九年局势翻覆，川康众将领再无人愿意陪他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