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和贾这类被摆到舆论聚光灯下的样本，被处理的主要原因还是德不配位。这类履历漏洞百出、发言前言不搭后调、关键资质存疑的高调人士，背后大多有一个人生存在遗憾，不顾孩子天赋能力强行托举，满足自己未竟之志的父母。

当然假天才任由父母主宰自己的人生剧本，没有足够的自主性提升自己、以勤补拙，却不甘于自己的平庸扮演优秀，也是闹剧事实上的共犯。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平庸，选择在父母指定的舒适区里得过且过，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本可以用自己卓越的角色扮演能力颠覆影视行业，以人生如戏的真实表演震惊任何方法派演员，但仍选择错置自己的天赋，在不适配的领域继续当垃圾。

但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类父母造假托举的情况被发现，主要是托举不到位导致的。但凡选择一个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职业，找专业人士把关审出一篇过关的学位论文，花钱找影子写手做几项过硬的代表作，被发现概率就极低了。强势到主宰后代的人生道路，又轻率到无法交出一个没有明显漏洞的天才故事，最后把孩子原罪的菜直愣愣地砸在公众脸上，不骂你骂谁？不办你办谁？

无票坐车固然可恶，可是更加隐性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科研高教圈中明火执仗的傻子不多，但暗渡陈仓的高手不在少数。这也是反学术不端、科研腐败的难题所在，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态内部循环、职业流动相互衔接、资源影响力双向兑换、可以独立自洽的职业共同体。如果只是维持一个拿士大夫身份赎买聪明人野心的妥协心态治理科教，是很难直达问题的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