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中还健在中最年长的一位，隐姓埋名29年，为国研制12种火箭！

​他是中国唯一一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百岁院士；

他是中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设计者；

这位老人叫王希季，生在云南昆明的白族人家，小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好，父亲做点小生意饱尝世态炎凉，就盼着孩子学门手艺安稳过日子。他偏不，读书愣是读出名堂，全市小学会考拿第一被人喊“春城小状元”，后来考进西南联大机械系，那是真下了苦功夫。1940年日本飞机天天炸昆明，他在防空洞里捂着耳朵都能听见外面轰响，看着同胞尸横遍野，心里那股“工业救国”的火苗烧得旺——国弱就得挨打，得学真本事把国家撑起来。

后来他拿了奖学金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读动力和燃料，眼看硕士到手再熬两年就能拿博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漂过太平洋，他当天就跟留美科协说要回国。身边人都劝，美国实验室条件好薪水高，回去啥都得从头来。他没多话，打包了满满两箱专业书，1950年春天就踩上了归国的船。那时候他想的是建大电厂，解决中国的电力缺口，压根没想过这辈子会跟火箭沾边。

命运转得猝不及防。1958年深秋，一纸调令把他叫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进了门才被告知：国家要搞人造卫星，得造运载火箭，你当技术负责人。那年他37岁，在电力工程领域已经摸出点门道，写过《锅炉学》教材，讲台上一站学生都服气。火箭？连摸都没摸过。可电话那头没得选，只说“国家需要”。他当晚就把电力专业的书锁进柜子，从零开始啃俄文火箭资料，白天带着一群平均年龄21岁的小年轻在稻田边的工棚里画图。

那日子是真难。没有电子计算机，算一条弹道得靠手摇计算器加算盘，三班倒干一个月才能出结果；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拿自行车打气筒改改凑合用；跟踪火箭得转天线，几个人轮流手动摇着盯信号。1960年2月19日，上海郊区南汇的荒地里，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T-7M“噗”地窜上去8公里，落地时箭体歪了，可一群人抱着哭成一团。毛泽东后来看到这火箭，笑着说“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这样搞它个天翻地覆”。没人知道这背后是王希季把眼睛熬得通红，连着三个月睡在办公室行军床上。

真正卡脖子的是“长征一号”。要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天，得搞出三级火箭，前两级用中程液体导弹改，第三级要用国产固体发动机——这玩意儿当时国内连图纸都没有，得在300公里高空、每分钟180转的条件下可靠点火，搞不好就是箭毁星亡。七机部四院的专家都捏把汗，王希季拍了板：上！他带着团队把导弹技术和探空火箭技术揉在一起，硬是啃下这个方案。1967年任务移交去一院的时候，他二话没说交材料，转身就去接新活——搞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把卫星送进轨道，他没去发射场，蹲在返回式卫星的图纸堆里算回收舱的气动参数。

这隐姓埋名的29年，名字不能见报，成果不能署名，连家里亲人都以为他在搞普通电力设计。直到1999年人民大会堂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媒体才把他的故事抖出来：中国18种探空火箭里12种是他牵头干的，从送小动物的生物火箭到能回收的气象火箭，全是白手起家；长征一号总体方案是他一笔一划画出来的；返回式卫星让他带着团队空投试验58次，1975年“尖兵一号”回收到位，中国成了世界第三个掌握这技术的国家。上台领奖时他快80了，攥着奖章红着眼圈说“祖国没有忘记我”，台下好多人掉泪。

他这人有点“轴”。考察表里写他“有时比较固执，不好商量工作”，他自己在意见栏回：“总评价高于本人评价，谢谢。但在技术问题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要尊重客观规律。”搞载人航天论证时，国外都吹航天飞机，他写了一篇《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掰着数据算成本、算国力，硬是把方向扭到了载人飞船上，“神舟”的路子就这么定下来的。夫人聂秀芳说他“思想单纯，不想着名利”，一百多岁的人了，还惦记着在同步轨道搞空间电站解决能源问题，那股想把国家托起来的劲头，从西南联大防空洞里就开始攒着，一辈子没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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