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太敢说了！ 艾跃进曾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 想尽一切办法，让大部分人失业，这样，他们就能任意剥削在岗的员工。因为当大家都觉得找工作难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不敢轻易换工作， 从而资本就能更好地控制员工。
有些办公室很有意思。工资涨不涨，要研究半年。加班多不多，一句话就能决定。谁提出异议，管理者不必拍桌子，只需轻飘飘来一句，外面还有人排队。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辞职信重新塞回抽屉，调休申请悄悄撤回，本来想说的“这不合理”，最后也可能变成“好的，收到”。真正控制劳动者的，究竟是合同，还是岗位稀缺带来的恐惧？
艾跃进的表达很尖锐，抓住的正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失衡的问题。资本追求利润，本身并不神秘。能少付一元成本，就不会主动多付两元。能让三个人完成五个人的活，也不会因为机器寂寞，再摆两张办公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过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资本扩张时需要招人，市场收缩时又迅速裁员。岗位外面长期存在一批求职者，在岗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就会被压低。老板还没开口，失业压力已经先替老板说话。
这种机制并不一定表现为所有企业同时裁员。它更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经济景气时绳子松一点，劳动者敢谈工资、谈休息。就业紧张时绳子猛地收紧，低工资、超负荷和不合理考核便更容易被包装成“共同渡过难关”。
早期资本主义的手段更加直接。延长工时、压低工资、使用童工，都是工业化初期曾经出现的沉重问题。后来，劳动立法、工会运动和社会保障逐步发展，企业不能再把工人当成会走路的机器零件。
不过，旧问题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套西装。今天，流水线旁边多了机器人，办公室里多了算法，外卖平台多了倒计时。技术本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可一旦收益只进资本口袋，风险全由劳动者承担，技术进步就可能变成“机器升职，人类待岗”。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部分重复性、流程化岗位，也在催生人工智能训练师、算法研发、智能制造等新需求。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而是借技术升级之名随意裁员、压低报酬，把劳动者多年的经验一键清空。

中国处理就业问题，走的不是放任失业、坐等市场淘汰的路。二〇二五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一千二百六十七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百分之五点二。二〇二六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提出，城镇新增就业一千二百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百分之五点五左右。
二〇二六年六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环境，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保障劳动者权益，并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
这套思路很清楚。发展不能只盯着产值和利润，还要看看岗位有没有增加，劳动关系是否和谐，普通家庭的日子是否稳定。企业报表再漂亮，若大批劳动者心里发慌，这份漂亮也多少带点滤镜。
对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我国已经出台休息、劳动报酬和劳动规则公示等指引。算法可以安排路线，却不能把吃饭、休息和安全从生活里删除。平台可以追求效率，但不能把劳动者压缩成地图上的一个闪烁光点。
艾跃进这段话真正值得重视的地方，是提醒社会警惕资本借失业压力扩大控制力。失业不只是统计表里的一格数字，还会影响谈工资的底气、拒绝违法加班的勇气，也会影响一个家庭对未来的信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资本发展，也鼓励企业创新，但资本不能无序扩张，更不能凌驾于劳动者权益之上。资本可以进场，可以赚钱，也可以做大做强，但必须遵守法律、承担责任、接受监管。若资本坐上驾驶座，劳动者被塞进后备箱，方向早晚会跑偏。
真正健康的经济，不是让劳动者抱着饭碗发抖，而是让劳动者凭技能获得机会，凭劳动取得报酬，凭法律守住尊严。让技术进步更多造福人民，让资本在制度笼子里发挥积极作用，让就业安全感成为发展的底色，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资本逻辑时最有分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