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最后一位 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没想到，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看着大彩电…

1983年2月1日，春寒料峭的上午，几辆警车悄悄停在了胡同口。街坊邻居们裹着棉袄跑出来看热闹，谁也没想到，平日里那个见人就笑、慈眉善目的“李大爷”，竟然会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押上警车。

这个被抓的老人叫李家琪，时年五十六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竟然是国民党军统最后一任北平站站长。

李家琪1927年出生在河北丰润。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父亲靠摆摊做小买卖维持生计。1941年，十六岁的李家琪还在上中学，就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华北铁血锄奸团”，当了一名传递情报的交通员。这个组织表面上是抗日锄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军统扩充势力。

李家琪脑子活络、能说会道，在特务组织里很快混出了名堂。只用了几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小小的交通员一路升了上去，十七岁当上少尉，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上校组员。抗战胜利后，他更是被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代号“7271”。那时候他手上沾了不少血，抓捕过共产党人，也镇压过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

1947年，李家琪在山东执行任务时被解放军抓获。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后来因为不思悔改，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送到青海的农场劳动改造。

按理说，坐了二十多年牢，大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出来以后怎么也该老老实实过日子。可李家琪偏偏不。1975年，国家特赦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和特务，李家琪也在其中。刚一出狱，他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好好生活，而是怎么跟台湾那边重新接上头。

他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个叫陈之斌的狱友——也有人说是陈天民——这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警察局长。陈之斌刑满释放后要去香港探亲，李家琪就托他带一封“家信”，说是找自己在香港的“妹妹李家宝”。其实哪有什么妹妹，“李家宝”是军统当年的接头暗号，意思就是“我要归队”。

这封信还真送到了。台湾那边的特务机关接到消息后如获至宝，觉得这颗埋藏多年的“钉子”终于派上了用场。1980年，李家琪跟大陆的国民党特务接上了头，被重新任命为“北京站站长”，还拿到了一万元的活动经费。

为了掩护身份，李家琪以治腿病为名来到北京，在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大院买了两间房子住了下来。他还跟一个姓王的寡妇结了婚。这个寡妇有个养女叫仇云妹，在农业银行总行监察司工作，负责收发保管机密文件。

李家琪摸清了这个情况，就开始拉拢仇云妹，让她利用工作之便把国家的重要经济文件拿回家。仇云妹一开始不知道继父是特务，只觉得这个继父出手大方、经常给她钱花。

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被李家琪胁迫着做了不少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靠着出卖情报，李家琪从台湾那边拿了不少奖金。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退休老头，日子过得比普通工薪家庭还滋润。

八十年代初，彩色电视机在中国还是绝对的稀罕物。普通人家能有一台黑白小电视就已经很不错了，彩电不光价格贵得吓人，还得凭外汇券到指定的商店才能买到。可李家琪家里忽然多了一台崭新的进口大彩电。

这事儿在胡同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邻居们谁不好奇？一个瘸腿的退休老头，没工作没生意，哪儿来的钱买这么金贵的东西？有人问起，李家琪总是支支吾吾、言辞闪烁。他家经常有香港来的信件，每次邮递员一上门，他总是赶紧把信收起来，生怕被人看见。偶尔有香港的“亲戚”来访，也从不让留宿，简单说几句话就匆匆打发走。

这些反常的举动，让邻居们起了疑心。有人写了举报信，把情况反映给了公安部门。公安人员顺着线索一查，发现这个看似忠厚老实的老头，背后竟然藏着天大的秘密。

1983年2月1日上午，公安人员出现在李家琪面前。出示逮捕证后，民警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你被逮捕了。”李家琪呆若木鸡，半天没反应过来。直到冰凉的手铐锁住双手，他才哆哆嗦嗦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经过审讯，李家琪交代了自己从1979年开始重新与境外特务机关勾结、先后发出密信和明信片一百二十多封的犯罪事实。他的养女仇云妹随后也被抓捕归案。最终，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仇云妹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消息传开后，大耳胡同的街坊邻居们目瞪口呆。那个每天在胡同里进进出出、见谁都客客气气的瘸腿老头，竟然是潜伏了几十年的军统特务。

谁也想不到，一台大彩电，最后竟成了揪出这只老狐狸的线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潜伏多久、伪装得多好，终究逃不过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