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敬祥。1991年，他是河南鹿邑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就因为在酒桌上脱了件外套，露出件绿色毛背心，被同乡举报了。就因为这件背心，他被判了13年零9个月。那件背心，是他赶集时跟同村人一起买的，才花了三块钱。
 
1991年开春，河南鹿邑县杨湖口乡不太平。接连十几起蒙面入室抢劫案，搅得全乡人心惶惶。
 
没人能想到，这桩悬案的“突破口”，会是一场普通的乡邻酒局。
 
1992年农历正月，胥敬祥去邻村走亲戚，跟同乡卫国良坐一桌喝酒。屋里烧着煤炉，喝到兴头上他脱了棉袄，里面穿的一件绿色毛背心露了出来。

就是这件左肩带着个织错疙瘩的旧背心，让卫国良心里咯噔一下。
 
卫国良的妻妹梁秀阁，正是抢劫案的受害人之一。他记得清清楚楚，妻妹亲手织过这么一件绿背心，还没来得及穿，就跟着家里的钱粮一起被抢走了。
 
这场酒喝完没几天，卫国良就去派出所报了案。
 
警察来得很快。胥敬祥正在地里干活，直接被带回了派出所。他一开始说得明明白白，这件背心是头年秋天赶集，跟同村的胥祖国一起在地摊上买的旧衣服，三块钱。

他甚至能说出摆摊人的模样，还有当天一起逛街的细节。
 
可办案民警不信。在连环抢劫案久侦不破的压力下，这件唯一能对上号的“赃物”，就成了救命稻草。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成了胥敬祥这辈子最黑暗的记忆。

他后来跟检察官哭诉，警察把他捆起来，用棍子打他的脚，穿着皮鞋跺他的脚踝。他疼得昏过去好几次，最后实在扛不住了，就顺着审讯人员的话头编。
 
他编出了四个同伙，名字起得像武侠小说：青龙、绿龙、黑龙，还有一个叫梁小龙。他说五个人蒙面作案，分工明确，抢来的东西平分。
 
口供一拿到，案子就算“破”了。县里还专门通报了这起连环抢劫案告破的消息。
 
案子移送到预审股，承办民警李传贵翻完卷宗，越看越不对劲。口供前后矛盾，作案时间对不上，所谓的同伙一个都没抓到，除了那件说不清楚的背心，连个作案凶器都没有。

他提出要补充侦查，反而被人举报徇私舞弊、包庇罪犯，自己反倒成了被调查对象。
 
这一查，就是好几年。李传贵的案子从县里到市里，一审二审都判他无罪。可胥敬祥的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往下走了。
 
1997年3月，鹿邑县法院以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胥敬祥有期徒刑十六年。他在看守所里拿到判决书，想都没想就签了字，没上诉。

不是认了罪，是怕了。他听说上诉会加刑，也知道自己一个农民，掰不过人家。
 
入狱那年，胥敬祥才三十出头。大女儿四岁，二女儿两岁，小儿子刚满四个月，还在襁褓里。
 
转机出现在1997年冬天。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官蒋汉生，接手了李传贵徇私舞弊的抗诉案。他翻完厚厚的卷宗，没看出李传贵有什么问题，反倒被胥敬祥的案子惊出一身冷汗。
 
全案八起抢劫、两起盗窃，没有一起证据扎实。

作案时间对不上，被害人描述的嫌疑人长相跟胥敬祥不符，所谓的赃物辨认程序违法，十几份讯问笔录上的签名，经鉴定根本不是胥敬祥本人写的。
 
最关键的是，那件作为定罪核心的绿色毛背心，胥敬祥从一开始就说了购买渠道，还有证人胥祖国可以作证。可当年的办案人员，从来没去找过这个证人核实。
 
蒋汉生决定，要把这个案子查到底。
 
这一查，就是七年。他带着同事跑遍了河南、山东、山西好几个省。在山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他们找到了当年跟胥敬祥一起买背心的胥祖国。

对方一口咬定，那天确实是俩人一起逛的集市，胥敬祥花三块钱买了那件旧背心，自己亲眼所见。
 
他们又在山东济宁找到了那个叫梁小龙的人。对方听完来意直拍大腿，说1991年整年他都在山东工地打工，春节都没回去，怎么可能回河南抢劫。而且他长这么大，连胥敬祥是谁都不知道。
 
所谓的青龙、绿龙、黑龙，查来查去，全是胥敬祥当年被逼急了瞎编的名字，根本查无此人。
 
证据越查越清楚，可纠错的路走得异常艰难。从2001年周口市检察院提起抗诉开始，案子前后经过五次审理，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发回重审。

有人说蒋汉生多管闲事，一个农民的案子，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他说，就因为他是个没权没势的农民，才更不能让他蒙冤。
 
2005年3月15日，河南省第一监狱的铁门缓缓打开。胥敬祥穿着洗得发白的囚服走出来，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胥敬祥蹲在地上哭了。哭他十三年的冤屈，哭他没赶上见父母最后一面，哭他三个连爹都快不认识的孩子。
 
他入狱那年，家里还是村里数得着的殷实人家。他年轻时候下煤窑攒了本钱，八十年代就成了万元户，盖了大瓦房。等他回去的时候，老屋塌了半边，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清白是找回来了，可被偷走的人生，找不回来了。
 
出狱之后，胥敬祥又跑了四年半，申请国家赔偿。中间又是各种手续、各种推诿。直到2009年底，他才拿到总计五十二万九千多块钱的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