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青海，一个17岁少年被连捅14刀，凶手当众叫嚣：“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凶手父亲上下打点，从死刑变无期，还在监狱里当上狱医，过得比外面还舒坦。被害人家属倾家荡产，上访六年，被人威胁：“就算告到中央也没用。”他就是杨小民。

主要信源：（光明文摘——故意杀人重罪轻判群众强烈不满）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大院，17岁的王强在水房排队打水，被省委副秘书长杨国英的儿子杨小民强行插队。

王强争辩了几句，被掐着脖子推出水房。

第二天上午，杨小民戴上口罩、墨镜和帽子，揣着一把五寸藏刀闯进王强家。

王强跪地求饶，杨小民连刺14刀，其中十刀深抵内脏，刀尖刺穿左心室，王强当场死亡。

1979年9月，西宁市城中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按程序报省高院复核。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国英在家中摆了一桌酒，请来省高院院长杨树芳和两位审判员。

茅台酒开了两瓶，四凉八热十二个盘子，酒喝完，省高院的改判批复下来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因生活琐事临时起意斗殴杀人”“认罪态度较好”“被害人家属表示谅解”。

而王强的父亲王水，从未说过谅解二字。

杨小民被送进青海省第三监狱后，很快穿上白大褂住进单间，成了犯人口中的“杨医生”。

他父亲分管省委机关保卫工作，监狱系统归公安厅管，公安厅归省委管，线头一扯就通。

1982年，他的刑期又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王强的父亲王水是青海日报印刷厂工人，母亲在街道被服厂做工，一家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上访。

姐姐王欢茹拿着弟弟的血衣，一次次站在省高院门口，收集了四百多个签名。

信访办的人来了13次，最后一次扔下四千块钱，说“你再告那就是告省委”。

王水被逼无奈签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

1982年12月，新省长黄静波从广东调来青海，到任没几天，王欢茹母女跪在西宁宾馆门口，把血衣举到他面前。

黄静波听完来龙去脉，当晚就给北京打电话。

他给最高法院写信，向中央写报告，可案子像陷在泥潭里，省高院的人说“改判时省委常委会是同意的，推翻了面子往哪儿搁”。

1984年，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李蔚和记者陈宗立决定挖这个案子。

陈宗立找到退休管教干部，查到杨小民在狱中住单间穿白大褂。

找到当年参与复核的法官，问出省高院院长在党组会上说“人已经死了再杀一个也没用”。

找到机关食堂师傅，证实了那桌酒席的存在。

1984年6月9日，光明日报内参发出，标题直指杨国英之子重罪轻判。

总编辑杜导正在稿子上批了六个字，“我倾向于公开报，实在可恶。”

第二篇内参发出后，陈宗立的招待所窗户被人砸了，有人打电话让他“小心别把命搭进去”。

但他没停，第三篇内参直接点了省高院和省委的名。

1984年12月，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青海。

调查进行了四个月，结论是，原判死刑完全正确，改判死缓于法无据。

1985年6月1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杨小民案，为一个地方刑事案件开书记处会议，这在建国以来是第一次。

中央派原文化部部长黄镇带队到青海督办，黄镇76岁，参加过长征，做过驻外大使。

他到西宁后，先找杨国英谈话：“你的儿子杀了人，你在家里摆酒请法院的人，这事你认不认？”

杨国英说“就是吃顿饭”。

黄镇把茶杯往桌上一顿：“那顿饭吃完死刑变成了死缓，你说就是吃顿饭。”

1985年7月23日，西宁市中级法院重新开庭，判处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

7月30日，西宁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囚车开过街道时，老百姓放起了鞭炮。一声枪响，杨小民伏法。

杨国英被撤销所有职务，省高院院长杨树芳被免职，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提到这个案子：“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

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王强没有等到那声枪响，他17岁的生命停在了1979年2月28日凌晨三点十七分。

那件沾满血迹的棉袄，王欢茹叠好放进了柜子最底层。

法律面前没有人能享有特权，这个道理迟了五年，但总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