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把中国1000多名外逃贪官当“宝贝“护起来，怎么都不肯遣返，公开庇护这些外逃贪官牟利，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全球最大“逃犯天堂“，如今风水轮流转了，十余万无证滞留人员成治理难题，红利耗尽，美方反倒厚着脸皮向中国施压，要我们无条件接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

同样是要求另一个国家把人接回去，美国在不同时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速度。面对中方追查的外逃腐败嫌疑人，美方可以围绕避难申请、移民诉讼和本国刑事程序周旋多年；等到大批无证滞留人员增加了拘押、审查和遣返成本，华盛顿又开始催促中方加快接收，甚至把签证限制摆上桌面。曾经被当成“宝贝”留下的人带着资金，如今急于送走的人需要美国持续花钱，态度为何发生变化，答案并不复杂。

早年媒体曾报道，中方向美方提供过涉及一千多名外逃人员的名单，这不等于其中每个人都已被法院判定为贪官。可以确定的是，2015年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有40人可能藏匿美国，美国是人数最多的目的地。如此集中的去向，说明美国的移民程序、司法救济渠道以及中美之间缺少引渡条约，确实给部分外逃人员提供了拖延空间。

杨秀珠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2003年外逃，辗转多个国家，2014年进入美国后提出避难申请，直到2016年才撤销申请并回国投案。中美执法部门并非完全没有合作，美方也曾将其拘捕，但从中方提出协助请求到人员归案，仍经历了反复磋商、证据提交和移民诉讼。十三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说明，程序只要被层层叠加，追逃就会成为一场消耗战。
许超凡案拖得更久。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发后，许超凡于2001年逃往美国，后来因违反美国法律被判处25年监禁，2018年才被遣返回国。美方首先处理洗钱、移民欺诈等发生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的犯罪，中方要追回人员和赃款，只能在漫长的跨境协作中逐项推进。案件最终取得突破，不能掩盖一个事实，美国往往先解决自身司法利益，再考虑中方追逃需求。

因此，把外逃腐败嫌疑人留在美国，未必都能简单归结为某个部门公开“护人牟利”，但资金流向带来的客观利益不能忽视。赃款进入房地产、保险、企业和金融账户后，会经过律师、银行、经纪机构及地方税收体系。人可以被诉讼程序暂时留下，钱也可能在复杂的资产认定中长期沉淀。对接收国而言，这类案件不只是法律问题，还夹杂着管辖权、资产处置权和经济利益。

问题就卡在这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把资产返还列为基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追踪、冻结、没收和返还犯罪所得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也就是说，不能只查外逃人员是否违反了本国移民法，却对其携带的公共财产去向缺少同等积极性；更不能在人和钱都具有利用价值时强调程序，在治理成本落到自己头上后突然要求别人提高效率。

这些年，中国的追逃追赃网络已经不再依赖少数国家是否配合。截至2024年，“天网行动”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4048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99人，追回赃款666.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2人归案。数字背后传递出的信息很清楚，海外不是法外之地，拖延可以增加办案成本，却很难让责任永久消失。

再看美国如今面对的无证滞留问题，所谓“十余万”也不能把不同数据直接相加。边境查获次数、进入非羁押管理的人数以及收到最终遣返令的人数，属于不同统计范围，其中还可能存在交叉。不过，美国遣返系统的压力确实在上升。2024财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共遣返271484人，其中88763人有犯罪记录；同年，美方恢复了自2018财年以来首次对华大型包机遣返。2025年6月3日，又有122名中国籍人员被专项包机遣返。

中方没有拒绝接收经过确认的本国公民。外交部在2025年1月已经说明，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也愿意同美国开展务实合作，但遣返必须遵循“先核查、后遣返”的原则，只有确认来自中国内地、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员，才会予以接收。身份核验不是故意拖延，而是跨国遣返最基本的法律步骤。美方作出一纸遣返决定，不代表中方可以跳过国籍、户籍和身份材料审查。

美国法律允许对被认定为拖延接收本国公民的国家实施签证限制，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法工具，并不能凌驾于另一国的主权和核查程序之上。过去处理中方追逃要求时，美方不断强调证据标准和法律程序，如今轮到自己承担移民治理成本，同样应该尊重程序，而不是把压力转化为对外威胁。

当年外逃人员带着巨额资金进入美国，美方愿意花几年甚至十几年处理；如今无证滞留人员不再带来经济收益，反而需要投入执法资源，美方就想尽快把人送走。这种前后差异，正是标题所说“红利耗尽后要求中国接盘”的核心矛盾。中方可以合作，也一直在合作，但合作必须建立在身份真实、程序合法和责任对等的基础上。人不能一推了之，赃款也不能一留了之，天下没有只保留利益、再把成本全部转嫁给别人的便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