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浙江老农执意掘开儿子坟。旁人急劝：“使不得！”他颤声应：“我得找真相。”墓中无骨，唯有一册，竟惊动中央。

当时，浙江宁波霞浦村热闹起来。七十多岁的老农张爵谦，执意挖开自家儿子的坟墓。

村民和乡干部闻讯赶来，围上前劝阻。
“老张，入土为安，哪有当爹的挖自家儿子坟墓的道理？”
“你太过思念孩子，别做出这种糊涂事。”

张爵谦攥紧锄头，说：“我自有分寸，今天这座坟，我一定要挖。”

没人知晓，这座被全村认定安葬张人亚的墓穴是空坟。坟中藏着一段封存二十四年的秘密，消息传开后，一路上报，惊动北京中央领导。

众人拦不住老人，只能看着他一锄一锄刨开覆土。黑漆棺材显露，工作人员掀开棺盖，在场所有人愣住。棺内没有尸骨，只有用油纸层层包裹的布包。

张爵谦取出布包，逐层拆开油纸，一本泛黄的铅印小册子露了出来：“这是我儿子托付我的，他说革命胜利，就交给人民政府。”

工作人员起初只当作普通旧物，翻看几页，神色立刻凝重。他安排人员看守现场，拿着册子赶往县城汇报。

这本册子，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完整收录中共二大十份文件，包含我党第一部正式党章。它是当时全国仅存的中共二大中文原始文献。消息层层上报，中央派人赶赴浙江核实，同步调查墓穴主人张人亚。

一切缘起1927年冬天。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各地，私藏革命文件便是死罪。

离家多年的张人亚深夜回乡，将厚重布包交到父亲手中：“爹，这里面的东西，比我的性命还重要。”

张爵谦心中一紧，连忙询问时限：“要么我亲自回来取回，要么等到共产党执掌天下，你再上交政府，此事不能告知任何人。”

交代完毕，张人亚连夜动身离开。这是父子二人最后一面。

起初，张爵谦将文件藏在房梁夹层。国民党士兵经常进村搜查，多次闯入张家翻查。老人清楚长期藏匿家中风险巨大，一旦暴露，全家都会遭遇不测。他思索许久，定下一个大胆的方案。

不久，村里传出消息，在外谋生的张人亚客死异乡，尸骨无法运回。张爵谦对外宣称，要为儿子修建衣冠冢。

他依照张人亚身形打造棺木，举办葬礼，将空棺葬在村东长山岗，和早逝的儿媳合葬。下葬当天，他悄悄把裹好文件的布包放进棺内。

此后二十四年，他时常前往坟前静坐。村民都感慨他命运凄苦，没人知道，他守着一份生死相托的承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爵谦满心期盼，日日守在村口等候张人亚归来。他盼着父子二人一同上交文件，完成约定。

一年又一年过去，始终没有儿子音讯。年事已高的张爵谦明白自己不能继续等待。1951年，他提前联系当地政府，随后扛起锄头前往坟地。

文献身份确认之后，中央工作人员专程前来拜访张爵谦。

老人望着来人，急切发问：“同志，我儿子张人亚，他还活着吗？他人在哪？”

工作人员安抚老人，立刻调取档案，查证张人亚生平。尘封的历史，终于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6岁前往上海做学徒，投身工人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国内最早一批党员。1922年，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二大，会后妥善保存这份会议决议案。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冒着危险收集保管大量党内文献。

托付文件之后，张人亚继续坚持革命工作。他前往安徽芜湖，开设金铺作为掩护，为党组织筹措经费，始终清正自持，不曾动用公款。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奔赴瑞金，历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条件艰苦的苏区，他带领团队推进出版印刷工作，多次得到中央表彰。

持续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他的身体。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前往福建长汀履职，途中病情恶化，不幸病逝，年仅34岁。

受战乱与通讯限制，牺牲消息没能传回宁波老家。1933年，《红色中华》刊登悼文，称赞他是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份报道，张爵谦终生没能看见。

得知儿子早已牺牲，张爵谦静坐许久，泪水缓缓滑落。良久，他低声说道：“我儿子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守住了嘱托，没有给他丢脸。”

这批历经两代人守护的文献，之后收藏于中央档案馆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见证建党初期历史的珍贵物证。